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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玻璃器的名稱十分復雜，這些名稱的來源和使用給學術界帶來了一定的困擾。此文以唐代"琉璃"和"玻璃"的關系為切入點，梳理了玻璃在古代不同時期名稱和內涵的變化，探討了"玻璃"與"琉璃"、"琉璃"與"琉璃釉陶器"的關系，以期對古代玻璃的名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先秦貨幣中的銘文涉及到了上古時期4余個地名，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貨幣上的銘文不一定是其鑄造地。不僅如此，先秦貨幣地名中還普遍存在著仿鑄、"同地異名"與"同名異地"等現象。本文通過考古出土材料印證了上述觀點，希望能夠引起學術界的重視。洪澤湖大堤石刻圖是近年來文物保護中所發現，具有重要歷史和藝術價值的文物。通過考證和研究，本文認為這批石刻圖是以明清時期的吉祥諧音圖案為主體，在美術史和民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

《投龍簡記》碑記錄了元仁宗派人祭祀濟水和王屋山的過程。這次祭祀是仁宗登基之后對濟水神和王屋山神佑護的感恩之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該碑為書法家趙孟頫書寫，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較之初版有許多重要改進，如更換部分有問題的銘拓、為字跡漫漶的器銘增加摹本、將《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一書的釋文加印于器銘之側等。但修訂工作中還存在著一些未解決或新出現的問題。本文在充分肯定修訂工作成績的前提下，從銘拓、釋文等三個方面，針對該版本存在的問題逐一加以討論。洹北商城的發現，解決了武丁以前盤庚、小辛、小乙遷住地的疑問。"盤庚渡河南"中的"河"我們認為應是漳河，非黃河之南，應是黃河之北。"盤庚渡河南"中河南之地，與"盤庚遷殷"中殷地之地，二者絕非兩地，實地望同指洹北商城。

山東省莘縣近出元代左庭墓志，詳載志主家族世系及生平履歷，為補充方志的記載提供了珍貴的資料。通過對志文內容的梳理考釋，揭示了一些社會歷史現象及事件。如左庭奉詔增修汴京故相國寺，是有關相國寺在元代發展的重要材料，可補《汴京遺跡志》之闕。墓志揭示志主所處的特定時代環境，并分析其對漢族社會生活和思維心理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響，反映出遼、金、元時代民族矛盾沖突的歷史事實，為元代、社會、文化等研究提供重要參考。通過與傳世文獻的比照，也對元代宗教文化的發展面貌進行有益增補。同時對撰文人身份進行詳細考證，對"汶陽"與"汶南"之名進行歷史追蹤，可補《全元文》之遺闕，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在考訂撰者籍貫及職分過程中，針對《全元文》在文獻版本選用上的疏失進行了客觀評點，以期對其今后的修訂有所裨益。本文對新著錄的兩件掃父養朝簋及與舊錄的昶鼎、昶盤、昶等相關銘文中以往缺釋或誤釋的文字進行了重新探討；認為這幾件器物的器主皆系掃父養朝，其時代系春秋早期后段，其與《貞松》所載同出的一些養國銅器，皆于2世紀2年代末出自河南桐柏縣平氏鄉張相公莊(今平氏鎮新莊)的養國家族墓地，從而復原了相關銅器群的出土背景，糾正了過去的一些誤解。通過對昶伯夏父簋和昶伯夏父罍銘文中"夏"字的討論，對古文字中相關"夏"字的構形提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對傳世的昶伯匜銘文中的"夏"字等文字進行了重新釋讀。南陽夏餉鋪村鄂侯家族墓地M1所出昶伯壺的器主昶伯可能系養國公族，其時代為春秋早期，該器可能系養國貴族助鄂侯之喪的赗器。在目前所見的青銅銘文上，"壽"字的出現率甚高，共見六百余次，其字形的異體均有五種。從這五種的字形年代不同，或許可以表達"壽"的形成脈絡。本文從兩周金文和戰國簡文搜集一切"壽"字的字形，重新探討該字的結構與形成的歷史。本文認為，"壽"字是殷周之際從"神"字衍生的字體，以表達天神所能賜予的壽命。商文明的信仰傳統，乃是通過神獸吞吐神殺的方式，以期獲得天上的神性之新生，即通過神殺手段避開自然生物必經的死亡過程，進而得到由神所產生的永生。早期社會觀念中，老死病死者將變得永遠脆弱無力，身壯時期被殺者，反而能在永生中保留身壯，所以"壽"并不被視為理想美德。但是從殷周交接之際出現"壽"字可知，當時社會已不再怕老弱，反而把"老"視為被神保祐的依據。古代思想傳統中將老年視為德性的觀念，實濫觴于此。

巴中石窟中的觀音菩薩造像窟(龕)多達1余處。巴中石窟可分為四期：即隋末初唐期、盛唐期、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時期。初唐、盛唐時期觀音菩薩造像多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二天王組合及"西方三圣"和"西方凈土變"，藥師、觀音、地藏等組合形式，觀音菩薩單身像龕還很少。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觀音菩薩的單身像以及以觀音菩薩做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來。唐代是巴中石窟觀音菩薩造像內容Zui豐富、數量Zui多的時代，特別是中晚唐時期，觀音菩薩造像達到了鼎盛。可樂文化是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夷地區的一支土著青銅文化，主要分布于貴州西北部一帶。近年來，在中南半島的柬埔寨、越南等地發現源自于境內與可樂文化有關的套頭葬、鏤空牌形首劍等，這對研究漢代西南夷地區與中南半島間的文化聯系、族群遷徙以及夜郎歷史和夜郎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1年5~9月，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哈民忙哈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揭露面積13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4座、灰坑28座、墓葬3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遺物35余件。該遺址文化內涵單純，遺跡及遺物較豐富，文化特征明顯，屬于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平番得勝圖卷》是一幅描繪明朝萬歷時期明平定西北諸番部族叛亂的軍事題材繪畫，本文力圖通過對畫卷中出現的相關人物、地域的研究，結合歷史文獻資料，梳理圖卷反映的歷史事件，進而探討《平番得勝圖卷》的歷史價值、明朝西北統治策略與當地的民族關系、社會經濟的發展。收藏于山東博物館的李璧墓志不僅是書法愛好者臨寫魏碑的范本，其志銘還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本文通過對李璧家族世系及其婚姻狀況的分析，認為李氏或為鮮卑族，通過與中原漢族大姓聯姻而日益漢化，是北魏時期北方民族大遷徙和各民族融合的一個典型實證。同時，通過考證志文所載北魏孝文帝向南齊借書一事，證實了搜集儒家典籍、吸收漢族文化，是北魏統治者漢化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南北文化逐步融合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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