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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清晰戈銘照片，以及銅戈的時代特征，舊釋五年桐丘令戈應為五年雍丘令戈，它與新出廿八年雍丘令戈皆是戰國中期魏惠王時期，據此可知雍丘在戰國中期已屬魏國并置縣。國家博物館《古代陳列》展陳一件虎形節，有銘文四字，以往未見討論。本文考證銘文讀為"王命傳虎(遽)"。"傳"字和"傳遽"一詞帶有燕、齊文字特點，但從形制和銘文語言環境看此節當屬楚器，應是戰國晚期楚滅魯后，與齊、燕文化相互影響的產物。籥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樂器，從字形學和漢畫像可知，籥是編管樂器，應是笙之初形。利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和質譜方法測定了安徽蚌埠禹會遺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與普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學組成，并對測試數據進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結果顯示，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組成與普通陶器有明顯不同，結合考古學背景分析，這種制作精高檔陶器應不是由禹會遺址本地生產，而是從外地傳入的，且其產地來源可能在2處以上。本文的研究對探明禹會遺址的性質、驗證"禹會涂山"歷史記載的真實性、了解龍山時代晚期皖北及其周邊地區陶器傳播與文化交流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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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博物館化一直是博物館界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古代"基本陳列設計中，國家博物館展覽設計人員始終以陳列博物館化為圭臬，認為確定合理的歷史分期，構建以文物為核心的陳列體系，是實現陳列博物館化的基礎；正確處理內容設計與形式設計、施工制作之間的關系，形成符合博物館文化特征的設計方式，是實現陳列博物館化的重要內部合作機制。12年5月，國家博物館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進行濁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調查活動中，對屯留柳行遺址進行了調查和清理，發現了豐富的史前文化時期遺存。該遺址的遺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兩個單位所出的陶器在器類、質地、紋飾、制法上相同，表現出仰韶時期廟底溝文化階段的典型特征。該遺址出土數量眾多的尖底瓶殘器，形態大多為銳角尖底、口部重唇，且兩個部位的形態變化較小，應該代表了一個時間較短、面貌變化不大的文化發展階段。總體來看，該遺址屬于內涵單一的廟底溝文化中期階段的典型遺址，出土陶器與晉南地區同時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與晉北同時期陶器差別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發展和傳播過程中因距離和地理環境而造成的面貌差異。柳行仰韶文化遺存為深入認識山西東南部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聞尊是一件新見西周銅器，目前對其銘文的釋讀尚未完善，尤其是其中"朕采田外臣仆"一處，為整篇銘文中的一個重點，在釋文、斷句及釋譯等諸多方面，尚需做進一步探討。這一處應該獨立成句，無需點斷，意思是"監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圍的臣仆"。其中的"外"與其前的"田"構成一個方位短語，而非與其后的"臣仆"構成一個偏正短語；""作動詞，意思是"監管"；"田"是食采的具體名稱。抗戰時期，國土淪喪，國家處于危亡之際，西北被看作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泉源，南京國民對此高度重視。華山因是西北的重要景點，又是中華民族英勇威武、堅韌挺拔的象征，適時成為一批愛國者抵御日寇，保家衛國的精神寄托，于是登臨華山抒發胸襟便成了的表達方式。如今我們看到的"萬方多難此登臨"、"氣吞東瀛"、"河山永固"和"正義戰勝"等，正是這方面的反映。這些刻詞所指陳的愛國精神給后世觀覽華山者時刻以警醒和鞭策。

半拉山墓地經過精心規劃和營建，在地表積土為冢，墓葬和祭祀遺跡均建于人工土冢上。共清理土坑墓、石棺墓和積石墓78座，祭壇1座，祭祀坑29座。墓地在晚期階段出現功能分區，墓葬區位于南部，祭祀區位于北半部。此次發掘首次完整揭示出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的營建全過程，為研究積石冢的修建提供了新資料。社會知名度很高的司母戊鼎，因涉及歷史、考古、文字、冶金等多學科知識，在出土、收藏、時代、稱名、鑄造工藝等方面存有諸多待解之謎，需要學界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研究。新蔡葛陵楚簡(狂鳥)郢之歲夏夕之月的歷日"癸嬛"原釋為"癸亥"，與根據簡文推知的該年八月朔丙辰或丁巳相矛盾。據文獻記載，"嬛"與"巳"均有復返義，結合筮占的擇日習慣等，可認定"癸嬛"為"癸巳"，是當年的巳月巳日。


石窟寺壁畫保護修復近年來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已取得了較為成熟的修復理念和修復工藝。本文以新疆龜茲研究院所藏庫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畫的具體保護修案為例，探討石窟寺壁畫保護技術。近年來隨著遼寧紅山、山東大汶口和安徽凌家灘文化大量玉器相關考古資料不斷涌現，通過玉器和彩陶圖案的比較，我們認識到黃河、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那些繪制在彩陶上的一些圖案與當時的玉器有關，它們可能是對不同玉器的描繪。這些或抽象或具象的紋飾都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原始先觀意向的表達李衡、李洪鈞伯侄為唐代宗室，其墓志以及以往的出土石刻文獻，對于唐太祖景皇帝李虎后裔的一枝世系之證實補闕糾謬等，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本文對出土于新豐秦墓的23面銅鏡進行了金相組織觀察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能譜成分分析，并結合實驗數據對這一時期銅鏡制造中是否存在熱處理工藝進行了探討。研究結果表明，本文分析的銅鏡均為鑄造而成，并未普遍經淬火、回火等熱處理，與同時期其他地區出土的銅鏡相比，鉛錫含量較高且成分波動較小，表明這一時期關中地區的銅鏡制作技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本文還認為秦鏡中較高的錫含量導致其脆性增加，可能是出土秦鏡多已破碎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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