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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銘文分別記載武王征商與成王賜右史利銅兩件史事，由于學界長期以來受"生稱王謚"說的影響，混淆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兩者的關系，從而將利簋視作武王世作器。文獻資料與青銅器銘文表明，周王從不自稱王，更不會自稱王號；而臣下對周王的稱呼，對先王則稱"謚號"，對時王則但稱"王"，并不存在"生稱王號"的情況。在西周金文中，稱名的體例相當嚴謹，這是因為古代社會中，名分始終是*重要的價值取向，周王的名號更是如此。所謂"生稱王謚"諸器的紀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跡，銘文紀年必然要考慮先王相對于時王的時空關系，所以不能出現"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與時王相混淆。利簋銘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別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紀日，不會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戰后的第七日，而應屬成王紀時。利的身份應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銘文記述成王親自對利進行賞賜，所以利簋鑄造的時間更有可能在成王親政以后。



聞尊是一件新見西周銅器，目前對其銘文的釋讀尚未完善，尤其是其中"朕采田外臣仆"一處，為整篇銘文中的一個重點，在釋文、斷句及釋譯等諸多方面，尚需做進一步探討。這一處應該獨立成句，無需點斷，意思是"監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圍的臣仆"。其中的"外"與其前的"田"構成一個方位短語，而非與其后的"臣仆"構成一個偏正短語；""作動詞，意思是"監管"；"田"是食采的具體名稱。河南是文物大省，初期河南文博事業得到較快發展。本文主要從文物法規、文物調查與發掘、文物保存保護等方面簡要概述了2世紀初河南文博事業發展的概況。一號和二號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內城"中心。其形制布局與陜西岐山鳳雛西周宗廟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間的主體建筑"大室"，而且還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遺存。因此，一號和二號基址的性質不是宮殿而是宗廟。本文進一步證明一號基址有9個房間的主體建筑"大室"內所奉祀的神主，應是自大乙(成湯)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辭的"九示"。二號基址有4個房間的主體建筑的"大室"內所奉祀的神主應是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稱"四示"的宗廟。根據一號基址"大室"東西兩側通道對一號基址的打破關系，證明一號宗廟是盤庚時期始建的，二號宗廟是武丁時期續建的。洹北商城即"盤庚遷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為武丁早期。證明盤庚和武丁時代不僅沒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沒有五廟、六廟。"文化生態史觀"是一種系統觀點，它強調研究文化進程的發展，必須綜合分析文化、環境諸因素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中原與太湖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結果不同，源于中原地區文化生態系統中某些因素的優越性，戰爭機制促成的社會組織、開放性的文化特質、務實的社會意識、多樣的生態環境與公元前三千紀末期的應時發展，這些都促使中原地區逐漸確立了文化上的強勢地位。相比之下，太湖地區宗教特色的社會組織，面對危機缺乏變通；保守的文化特質，使文化缺乏革新和靈活性；務虛的社會心理，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單一的生態環境，使社會面對自然災害缺乏靈活的應對。*終，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的一蹶不振，環太湖地區喪失了發展時機。登封地區瓷窯有就地取材、因水之利，時代較長、區差明顯，民用為主、種類較多等特點。登封白坪地區瓷器應屬鈞瓷，登封鈞瓷對鈞瓷系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