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出土的殷周"戈"族銅器銘文與甲骨文史料互證，結合傳世文獻，考證"戈"方國族氏始封于夏，姒姓，少康滅之，其后以國為氏；商周時期之"戈"地地望在今商丘與新鄭之間。鐵嶺墓地是鄭韓故城西北方向一處面積巨大的邦墓地，29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發掘了14座銅器墓，多數配有車馬坑，其中3座墓銅器得以保留。這些銅器，從器型及紋飾來看有演變關系，對認識鐵嶺墓地的年代跨度有重要意義。9年1月29日至11月9日，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文物保護項目，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衛輝市安都鄉楊村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較為豐富的商代遺跡、遺物，為研究新鄉地區商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資料。目前許昌地區發現的漢代陶器主要有熏爐、壺、耳杯、井、磨、倉、灶、奩、鼎等，類型比較豐富。本文對許昌地區現藏部分陶器進行了類型學分析，并參考相關考古發掘資料和學術研究成果，對年代進行了大致推定。綜合而言，許昌地區的兩漢陶器在形制、工藝等方面，與兩漢時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異，能夠代表并反映當時的技藝特征、工藝水平以及人們的審美傾向。本文認為，從物質遺存看，北辛文化接近于地理上較遠的裴李崗文化，疏遠于地理上較近的后李文化，由此推測，北辛文化是外來文化異地移植的結果。北辛文化房址的大小懸殊，以及炊器的以鼎代釜，暗示著物質文明水平較低的考古學文化，可能一度征服物質文明水平較高的考古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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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石刻資料內容的分析與考證，并結合傳統僧傳文獻資料的對勘，本文認為洛陽龍門安思泰石塔底層的法藏家族墳塋題記并非唐代華嚴名僧康法藏的家族題記，而是一個具有粟特血統的信仰佛教家族的墳塋合葬記。該題記揭示了唐代洛陽粟特人后裔與當地漢人的融合以及對漢地佛教的皈依。并指出，對于涉及名人的古代石刻題記在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應該慎重對待。劉家莊遺址位于濟南市古城區西北約3公里的城中村—劉家莊村，是一處商周和唐至明清時期的遺址。7月—211年2月，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出大量灰坑、墓葬等遺跡。M12M122兩墓規模較大，隨葬器物豐富，出土大量青銅器，器形完整及可辨者共計121件，其中容器22件，有鼎、甑、簋、爵、觚、斝、卣、壺等；77件(組)，有戈、矛、刀等；另有少量玉器及陶器等。部分青銅器上帶有族徽銘文，共計4種14組。兩座墓葬出土器物與殷墟同類器物極為相似，初步推測兩座墓葬時代為殷墟三期，墓主人為中等貴族。發掘表明，晚商時期劉家莊區域居住著至少一支與商都殷墟有密切關系的氏族，再次驗證了濟南在商代的重要位置，為山東地區商代、經濟格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同時對研究濟南的城市變遷也有重大意義。本文考察了《殷周金文集成》第9894號銘文《戍鈴方彝》現存的三種摹本，對三種摹本的銘文字形進行了比較和論證，對幾個難識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整篇銘文嘗試進行了通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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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早年入藏了一件伯弘父盨，器形和文字從未發表過。通過對器物類型學和紋飾的研究，可以確定時代在西周中期。器蓋同銘共有二十七個字，記載了在二月初吉丁卯日這一天，伯弘父作器在宗廟里宴饗賓客。青銅盨自名為"(米丩)"還是首次發現，此字應該是"簋"的異體字。這件器物對于研究青銅盨形制的發展、自名的演變以及西周時期的禮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瑞應觀念形成于先秦時期，至秦漢六朝時已蔚然成風，并且出現了表現瑞應的圖書與繪畫。讖緯圖書在魏晉以后屢遭禁絕，至隋唐之后大量散失，致使強調天人感應關系的瑞應觀念淡出主流思想，史籍所載的祥瑞數目日漸減少。但是，瑞應思想并非就此消亡，只是為所壟斷，表現帝王受命于天的瑞應圖仍然大量出現。本文考證了六朝以降瑞應圖書的流傳與輯佚情況，重點考證了孫柔之《瑞應圖》(輯本)和劉賡《稽瑞》二書，以及唐代敦煌《瑞應圖》繪本長卷(伯希和號P.2683)的版本與流傳。通過分析存世瑞應圖，可將其分為三種形式，即圖譜類、裝飾性圖案類及紀念性繪畫類，并可知其功能與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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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歷史建筑在建筑材料、建筑類型、空間布局、發展演變和留存時間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究其原因，二者在自然環境、經濟模式、宗教思想、社會意識和自然觀方面的不同特點是造成這些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而這些差異也體現了東西方文明的不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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