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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器物刻畫符號的出土資料豐富，研究尚待深入，學界對其命名的論述較少，且存在一定的混亂。本文在搜集、梳理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早期器物刻畫符號在命名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我們認為：鑒于目前"刻劃符號"和"刻畫符號"混用的情況，建議用"刻畫符號"。針對"幾何形符號"與"象形符號"不足以劃分器物符號的問題，提出用線段構形(線段類)和形體造形(形體類)總體命名的意見。13年6月，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焦作市中站區后辛莊村北盧氏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出土唐后期懷州司倉攝河內縣令盧得一及其妻李氏的墓志兩方。這兩方墓志的發現，為北宋宰相盧多遜這一支盧氏家族譜系彌補上了缺失的部分鏈條，也使我們對盧多遜祖輩家庭成員的生平等具體情況有了更為清晰的了解。同時盧得一墓志中記載了發生在焦作地區唐末藩鎮割據相互傾軋的歷史事件，這與史載相互印證，為我們研究焦作地方歷史以及唐末藩鎮割據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祼是先秦祭祀中的重要禮節，而瓚是祼祭時的必備禮器。《周禮》中涉及玉器的各類職官多達4余種。本文試圖從考古學角度出發，結合古文字與文獻，以期對先秦時期的"瓚"及其所反映的禮制有一個初步認識。采用ICP-OES法對24件鄭州地區出土二里崗期青銅容器的化學組成進行了分析檢測，為了解二里崗期商王都地區的青銅業，尤其是青銅禮器的合金技術，提供了迄今為止數量Zui多的一批重要數據。在此基礎上，對二里崗期商王都范圍與其他地區，主要是盤龍城出土的青銅容器，在合金成分上的異同進行了討論，同時也討論了這一時期對二里頭晚期青銅容器合金技術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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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許昌作為漢魏許都，出土了大量的漢畫像石與畫像磚，具有濃郁的地域風格。許昌漢畫像石門楣圖像對稱均衡，粗獷豪放，簡潔靈動，大多采用鑿紋地淺浮雕的裝飾手法，表現了漢代社會生活的場景與祈求升仙、蔭護子孫的精神理念。三國韋昭以降，學者多以為河南嵩山即是夏族興起之地——崇山。然此說實是一種訛傳，因為嵩山不僅從無"崇山"之稱，而且"嵩"、"崇"二字亦不相通，崇山當另在他處。世紀5年代初，在西安發現并清理出有墓志的唐墓一座，本文通過對師府君志文的考釋，進而探討了唐朝中后期陜北延安地區內遷羌族問題，以及劍南西川節度使的地理、軍事布防等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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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介紹了御窯遺址出土的明早期葫蘆形窯和中晚期的饅頭形窯，闡明御窯從使用葫蘆形窯轉變到使用饅頭形窯的必然性。并結合出土跡象與文獻，認為宣德至萬歷時期的御窯饅頭形窯皆為前窄后寬式，萬歷中期以后變為前后等寬，變化的過程是在原地不斷由窯尾向窯頭推進。還推算出：明初有官窯2座；宣德時期有官窯58座，包括龍缸大窯32座，青窯6座，色窯、熿窯2座，宣德中期，將16座龍缸大窯改建成青窯；嘉靖、萬歷時期有龍缸大窯16座，熿窯及色窯2座，青窯44座。此外，對窯爐的分工也進行了考證，認為熿窯是烘燒低溫釉的窯爐，而非以往認為的烘彩爐；色窯是燒制高溫顏色釉的窯爐，而非以往認為的是燒造低溫顏色釉的；風火窯是燒造半成品的窯爐，而非以往認為的是諸窯的總稱。瓦窯坡墓地M29和M3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葬具均為一槨兩棺，出土遺物有青銅器、玉器、石器、骨器、海貝和漆器等。這兩座墓是目前晉南地區所見等級的春秋中期墓葬，對研究晉南地區春秋墓葬的等級變化、侯馬鑄銅作坊興起之前晉國的鑄銅技術等均有重要意義。王嘴西地地點位于新砦遺址東城墻東側。遺址內王灣三期文化遺跡均為灰坑，出土遺物有陶器和石器。新砦文化遺跡有房址、陶窯、灰坑、灰溝和墓葬，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西周時期遺跡有灰坑和灰溝，出土遺物主要為陶器。此次發掘，為新砦遺址的年代和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13~216年，在豐京遺址曹寨村至大原村一帶進行大面積鉆探和解剖性發掘，確認曹寨古水域為西周時期的人工水域，曹寨南至大原村西的古河道為西周時期的人工河道，大原村東的兩個水池是漢代利用廢棄古河道和低洼地段挖建而成。這些水系遺存的發現，為研究豐京遺址聚落布局的演變提供了重要線索。12年9月至213年1月，武漢大史學院考古系等對古堆橋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較為豐富的商代和西周時期遺存，包括房址、灰坑等遺跡，以及陶器、卜甲和鑄銅遺物等。該遺址的發現有利于進一步認識淮河流域的商代墩臺型遺址，對建立和完善淮河流域商周時期文化譜系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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