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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孔木先生為原博物館陳列部主任、研究館員。年到博物館工作，參加博物館新館陳列籌建。年后，任"歷史陳列"和"近代"、"當代"陳列總體組成員，參與陳列的總體構思和策劃。此次訪談主要圍繞"回顧博物館的陳列"這條線索，內容涉及博物館建館初期的陳列狀況、陳列的歷次修改、博物館陳列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等方面。Zui后，方孔木先生談了對國家博物館展覽業務的期望。前人懷疑《蘭亭集序》者，或以為從文章到書法都是偽造的，或以為此偽作乃出自陳僧智永之手。鑒于東晉南朝歷史文化條件，本文則以為這些看法值得商榷。自來皆肯定傳世今本《集序》書法水平極高，"章法為古今"，是"神品"，而據唐人書品論，智永書法雖善，乃指其隸書(正書)、草書，其行書水平則稍差，與王羲之相距甚遠，這就意味智永無法偽造出這一"神品"來。而且鑒于當時瑯琊王氏禮教家風，智永的"末裔"身份也決定他不大可能違反孝道，去偽造遠祖文章、墨跡；史載《集序》墨跡的存在在唐代以前幾乎是不為人知曉的，因而縱使撇開智永，假定當時另有一造假足以亂真的無名書法高手，在南朝社會風氣影響下，為了獲取經濟或利益而偽造王羲之墨跡，則此偽造目的必然決定他選擇目標乃是易于出手，為人們熟知、欣羨的王氏墨跡名作，而不會去找一當時毫無名氣、很可能無人問津的《集序》去偽造；這些表明，唐代以前沒有偽造《集序》的條件，不存在偽造《集序》這一問題，由唐代流傳至今的今本《集序》當是真品。謝蘭生為廣東書畫家、學者、詩人。其《常惺惺齋日記》手稿，始于嘉慶廿四年(1819年)，終于道光九年(1829年)，記錄了謝氏每日的工作、行程和交往，是了解謝氏及其時代的重要資料?！度沼洝穼τ谑考澟c官商酬酢、書院課徒以及當時廣州府城內的文酒詩會，提供了許多細節。通過這部日記，我們可以深入探究次戰爭爆發前夕廣州士紳的日常生活。本文首先考察了日記主人退隱廣州以教書為業的生活狀態及其收入狀況，并討論清代廣東士人"踴躍于科名而恬淡于仕宦"的原因，指出廣州府城內大量書院的出現，使謝蘭生這一類雖有功名但又不愿深陷官場泥沼的士人找到一條新的出路，而這一切又可歸因于清廷大力扶持書院建設。接著考察了日記主人觀演戲曲、參與畫會以及書畫收藏的情況，于此可見當日廣州經濟文化的繁榮盛況。Zui后討論行商通過交結以謝蘭生為代表的士紳，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和社會地位，并藉此融洽他們與官府之間的關系。這種策略通過文化、權力、經濟的相互糅合，Zui終達到共同建立顯赫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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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新見銅器族徽銘文，闡釋了盟姻族徽在形式上是由基本族徽通過累加或綴聯等形式形成的族徽類型。利用盟姻族徽本質上就是由國族姓氏之間以"同軌"、"同盟"、"同位"、"外姻"等途徑形成的"結盟"或"外姻"等關系的血親組織特點，解決了一系列相關青銅器銘文的釋讀與歷史認知難題。唐顧師閔墓志現存洛陽偃師市，其發現為研究唐代顧氏家族以及再現唐代社會風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上海博物館在上世紀6年代曾收集到一件!，馬承源先生著文指出!當為晉器。此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同意，如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等均認為器主"長子沫臣"為晉人，而搜集楚器較為的如劉彬徽《楚系金文匯編》等亦未收此器。本文對長子沫臣!進行綜合研究，通過此!中出現的"羋"姓，初步認定其當為楚國器；再考訂銘文字體的特點與南方楚系文字接近，而與中原同期文字字形較遠；由銘文右行以及"!"類器在中原及楚系中出現的頻率及制作的精粗等，論定此長子沫臣!實為楚器。Zui后，聯系鹿邑太清宮長子口墓及湖北黃陂發現的長子狗鼎等，認為此!銘中之"長"與長子口、長子狗之長實有相承關系，由此初步推測了西周時期長國、厲國的遷徙方向。13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聞堰鎮老虎洞南朝墓M1出土13件帶有文字的墓磚。這些墓磚按其文字內容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宋景平元年太歲癸亥七月許作"磚，12件。磚銘揭示該墓年代上限為南朝宋景平元年，即423年；許姓人物應該是墓主的親友，也是制作相關墓磚的負責人。另一類是"會稽永興西鄉相藏里許督自書之"磚，1件。其中"鄉"、"督"等字寫法較為獨特，值得注意。磚銘表明其內容為墓主自定，而該墓磚很可能是在墓主生前就制作好的。此磚是蕭山在六朝時期稱"永興"的件實物證據。值得注意的是，磚銘中出現了具體的鄉、里名，可能是浙江省內首例，為研究六朝時期蕭山地區的鄉里制度提供了新資料。本文對其中疑難字作出釋讀，并對其中"自書之"、"鄉里"等行文格式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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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令狐覽墓志》志主五代祖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今陜西耀州)人，唐朝史學家，主編《周書》，參與編撰《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等。志主令狐覽，史籍無載，以門蔭補元陵挽郎，后步入仕途，從內局丞至同州長史，凡9任，以德，治亦有聲；夫人河東薛氏，無子，有女4人。會昌二年(842年)冬因病終于京兆府鄠縣封巒鄉長樂里之郊，享年78歲。次年合祔于京兆府萬年縣鮑陂里夫人之舊塋。墓志詳述令狐氏世系及志主令狐覽一生，印證史實，補正史書缺漏，不僅是研究令狐氏家族的重要資料，也為研究唐代的門蔭制度、挽郎問題提供了新資料。本文結合史料對墓志進行詳實考證，對令狐氏之衍變也進行了論述。王宏鈞先生曾任歷史博物館黨委、副館長。此次訪談主要圍繞"國博百年發展"這條線索，內容涉及辛亥之后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的創設與建館概況、解放初期歷史博物館的改革、1958年至1959年"通史陳列"的籌建和以后的數次修改，以及其他業務的重要發展等；Zui后，王宏鈞先生從自己的角度談了國家博物館百年發展所留下的重要精神財富及對博物館事業的期望。本文從火燒洞的選址、規模、形制、造像特征等遺跡現象出發，結合《魏書》中記載的龍門石窟工程選址特點、洞窟的規模、古陽洞初始龕像及云岡二期窟像與南朝蕭齊石刻造像，通過對古陽洞北壁楊大眼龕造像記中關于孝文、宣武時期造像記述的重新解讀，認為火燒洞即楊大眼造像記中提及的"先皇之明蹤""盛圣之麗跡"，從而得出火燒洞是北魏孝文帝時期開鑿的大型洞窟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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