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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策"中有關服飾的記錄是真實的西漢服飾名稱的記錄。本文在對漢墓出土"遣策"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有關西漢服飾的幾點認識：西漢較為普遍的服飾稱謂主要有"襌衣"、"複衣"、"裳"、"褲"、"襦"、"襲"、"袍"等；西漢服裝已經有"楚服"和"漢服"之分；"巾"、"幘"在西漢中晚期即已出現；"袍"的稱謂在西漢早期已出現；"襜褕"的稱謂在西漢中晚期仍在使用；"遣策"中似乎均缺失關于死者隨身所穿的衣物的記錄；以死者生前所穿衣物為斂服或隨葬的現象普遍。年9月，河南省平頂山市新華區西高皇一魚塘內打撈出一批青銅器，共有5種12件，即鼎5件、盨4件、盤1件、匜1件、車轄1件。其中1件銅鼎和2件銅上鑄有銘文，應為西周中晚期應侯見工墓被盜之物。本文是對徐州地區新發現的一座漢墓的2塊漢畫像石進行的考察與研究。根據實地調查與走訪，文章介紹了這些畫像石的發現經過，對其圖像進行了描述。在對畫像內容與藝術技法的比較研究中，分析了這批畫像石的發現地為蕭縣(現屬安徽省宿州)龍城鎮陳溝村；根據與蕭縣近年發現的漢畫像石內容與形式的對比研究，證明此批畫像石與蕭縣博物館中龍城鎮陳溝村出土的畫像石是同一時代，有相同的圖像內容與相同的雕刻技法。此批畫像石對于徐州地區的畫像石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是漢畫像石中的精品之作，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與藝術風格。

配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考古工作者于21年對淅川全寨子墓葬區進行了考古發掘，其中東漢時期磚室墓21座，出土隨葬器物55件，為研究丹江地區東漢時期墓葬的形制演變規律以及喪葬習俗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舍利瘞埋伴出錢幣為歷常見，但法門寺地宮出土錢幣無論數量、材質還是位置，都超出傳統范疇，從一個側面體現舍利瘞埋在本土化的過程。傳統舍利瘞埋來自印度地區，將錢幣與其他材質舍入物并置容器之中，共同組成"財富供養"。到了唐代，地宮的出現導致空間擴大，直接影響到供養形式的變化。法門寺地宮中多處位置出現布于地面之上的大量錢幣，這種特殊形式需要解釋。佛傳故事中，佛陀居住的"祇洹精舍"，由供養人以"黃金鋪地"購得。"金錢布地"因此成為佛之居所的視覺特征。法門寺地宮同樣為佛(佛骨舍利)之居所，因此，錢幣布地有莊嚴佛之居所這一涵義。枚特制的"開元通寶"盛于銀香爐中以為供養，以雕刻工藝將南海寶物制成盛唐貨幣，這種精心設計的供養品，寄托了供養人唐懿宗的心愿—八荒來服，四海無波。本文通過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博館收藏的11件青銅刀進行分類研究，結合已發表的考古發掘資料，推斷其年代Zui早可達商代，Zui晚至春秋戰國，其中大部分標本年代為東周時期。

麥積山第1窟為麥積山石窟早期很重要的一個洞窟，該窟由于有過數次的重修，對之做系統的調查進而分析其始建年代與重修年代，有利于麥積山石窟成組洞窟及年代學的研究。本文在詳細調查的基礎上，認為該窟與第128窟等為北魏太和時期開鑿，北魏晚期對該窟進行了重修，宋代再次重修。迄今我國北方地區發現的商周時期銅胄，相對于同時期其他青銅數量較少，至今還缺乏綜合性研究。本文在收集北方出土商周時期銅胄資料的基礎上，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對銅胄進行類型式劃分，判斷各式銅胄的年代，將銅胄的發展劃分為商代晚期、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等四個階段；根據銅胄出土地點，將其劃分為中原和長城地帶兩個區域，從縱橫兩方面對銅胄進行分析，勾畫出商周時期銅胄的發展過程，并且探討了北方式銅胄和歐亞草原腹地銅胄之間的關系。漳窯米黃釉瓷器中帶有紀年銘文的傳世品和出土物比較少見，國家博物館、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和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分別收藏了一件刻有"大明萬歷乙卯年(萬歷四十三年)""漳州""同安縣""東溪鄉""陳福成""開元寺"等銘文的瓷雕作品，造型典雅雋秀，線條流暢優美，工藝高超精湛，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本文結合文獻和前人研究，考釋瓷雕銘文和相關內容，得出以下幾點結論：生產瓷雕的窯口位于泉州府同安縣東門外東溪附近，今屬廈門市同安區東溪一帶，地處廈、漳、泉三角開放區的中心位置；陳福成監制瓷雕，并于銘文中體現地緣位置，展現出漳窯生產中濃厚的同業競爭的商品經濟意識和形態；瓷雕皆為開元寺供養器，為定燒之物，銘文內容豐富了明代瓷器的供養銘文體例。對安陽修定寺塔模印花磚的考證表明，其時代上限為北朝晚期，下限為隋代，整體風貌呈現隋代的特征。安陽修定寺塔的修造年代不會晚于隋代。該塔磚圖像內涵復雜，有佛教文化因素，也有波斯文化因素，并且融入了漢文化因素。關于"政協憲草"，臺灣學者承認它的存在，認為其是1946年的藍本，而大陸學者對此并不認同，甚至認為所謂"政協憲草"是不存在的。考諸史實可知，"政協憲草"是1946年2月至4月期間，由國、、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方面的代表組成憲草審議委員會，修訂《五五憲草》過程中，形成的一份討論記錄稿。由于"政協憲草"只是一份記錄稿，因此當初和民盟不承認它具有草案的性質。但是，1946年底國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時，又以"政協憲草"為底案制定了《中華》。年以來，當年憲審會的參加者先后公布過幾個不同版本的"政協憲草"，但學界的研究只注意到其中一個，實際上還有三個。這些版本內容具有一致性，和1946年的精神也基本一致，但價值不同。應特別重視其中的"《再生》版"和"陳啟天版"，因為它們才是迄今為止"政協憲草"Zui恰當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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