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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江自古以來就是閩西、粵東、贛南的商貿大動脈，韓江航運帶動了上下游之間的商貿交流。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航運貿易為客商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但是在行商途中也面臨諸多的風險，如官吏勒索、艇戶訛詐、牙商侵漁等。為了謀利保命，客商們赴官申控、建立會館公所、設立船局來規避風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晉東南地區的長治小神遺址可以作為安陽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與河南相鄰的垣曲古城東關也處在商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晉中地區的靈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見的三棺或兩棺一槨、男女合葬的現象，決定了其與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離，他們當是沒有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當地貴族；殉人所代表的群體可能出自汾陽"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遺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呂梁山一線已經從晉中地區脫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還影響著晉中和臨汾盆地，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區文化的傳播和入侵，Zui終出現了杏花類型和浮山橋北遺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區推進排他性的占領了關中、張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區的時候，卻始終沒有占領晉中地區。商王朝對山西另一種模式的統治實踐，一直影響到周代政體的形成。新石器時代至西周時期，考古材料中見到的"人蛇"主題大致包括"神人操蛇"和"半人半蛇"兩種類型，可能主要反映了古代祭祀等活動中巫覡操蛇作法的情形，表達巫覡借助蛇的能力來溝通神靈、祖先的意義。其中"半人半蛇"類型又可分為"人首蛇身"和"人身蛇臂"兩種形式，分別是對巫覡下肢盤蛇和上肢操蛇的象征表現。87~213年，對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進行的調查顯示，整個水壩系統由自然山體的多段壩體組成，分為高、低壩系統，年代為良渚文化時期。水壩的結構和建筑工藝與典型的良渚文化遺跡一致。該水利系統可能兼有防洪、運輸、用水、灌溉等功能，與良渚文化遺址群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及良渚古城的出現有直接關系。許昌博物館現藏有漢代文字瓦當、云紋瓦當和人面瓦當等，大部分屬東漢時期，個別可能早至秦至漢初，晚至曹魏初期。有些瓦當的細部做法為其他地區少見，可補資料之缺，亦可彰顯其獨特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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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僦錢是臨湘侯國面向全體封戶征收的定額稅收，是列侯常規收入的一部分。它由郡縣委派市掾負責分片征收，再通過一定程序分流給侯國，和漢代食封制度有一定的淵源關系。本文還對地僦錢籍格式做了探討。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蔣洲咨文》是嘉靖35年(1556)11月蔣洲寄送給日本對馬島的書信，內容為要求日本對馬島鎮壓倭寇。蔣洲為胡宗憲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縣的大內義長也寄送了同樣內容的書信。義長收到書信后，決定復信給明朝，并將倭寇掠來的明人送還。同年12月蔣洲寄送給義長的書信的信封，現在收藏于毛物館(山口縣)。本文利用心理學原理，分析思想認識、從眾行為、心理維護、意志力、情感與思想工作的關系，提出了博物館員工素質提升與思想引導的心理學基礎和方法。

隨著各種墓志、碑刻的出土與刊布，以及部分鮮見的古代文獻的整理和出版，學者們在《唐刺史考全編》面世以后，積極利用這些新刊碑刻、墓志及文獻等對其予以增補、校正，陸續發表了一些相關補正和研究論文，使之不斷完善。近年，唐代相關的墓志資料又有進一步的整理和公開出版，其中內容頗可進一步補?，F有學術研究成果。本文僅就筆者所見的相關資料，整理其中部分與唐代刺史有關聯的內容，在比照《唐刺史考全編》和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原書凡例與道州郡編次順序，對是書及已有研究成果略做訂補和考校。經梳理考證，本文共補校《唐刺史考全編》京畿道、關內道、隴右道等15道的華州、同州、岐州等47州55條刺史相關文獻，其中新增17名刺史在41州的任職、任期等情況，校補刺史任地、任期15處。同時增補《唐方鎮年表》忠武軍節度使之闕一處。探尋早期夏文化，應從考古學文化研究入手。二里頭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考古學文化，后者未進入文明時代，不是夏文化。"新砦期"當屬二里頭一期文化偏早階段。將二里頭文化的發展、影響與夏王朝早期歷史結合起來看，二里頭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明代中期，吳門地區流行一種較為特殊的花鳥畫題材—花果雜品圖。這種包含花卉、蔬果、禽鳥、蟲魚等內容繁雜的長卷與冊頁，與宋元以四君子題材為主流的文人花鳥畫相比有了明顯變化。本文試圖通過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相聯系的新現象，來探討此時文人花鳥畫在審美觀上的變革。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進行論述：部分，通過梳理宋元文人花鳥畫的歷史，分析文人花鳥畫從宋到元在題材上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但主流是象征文人品格的四君子題材，潛流是元代出現的品類較多的墨花墨禽；第二部分，通過吳門文人的作品和詩文，具體分析花果雜品圖所繪內容與人的感官—眼、耳、口、鼻的緊密聯系；第三部分，通過此時吳中文人閑居的生活方式，分析花果雜品圖與感官緊密相關的原因是文人們對自愜之意的追求；第四部分，通過分析花果雜品圖傳達的新的審美觀，闡明文人花鳥畫的審美變革—從四君子的"清雅"到花果雜品圖的"閑雅"。


塔作為一種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的"窣堵坡"，是佛教高僧埋藏舍利、遺骨、遺物的建筑。古代和東亞地區的佛塔與佛教的傳入有關，是印度"窣堵坡"與木構重樓結合的產物。由于年代久遠，早期的樓閣或木塔已沒有實物保存，人們僅能在考古出土的漢代明器陶樓與墓室和石刻壁畫資料中對其面貌有所了解，此外是對考古發掘的佛塔遺址的復原研究。本文通過對5-6世紀北魏平城思遠寺、龍城思燕寺、洛陽城永寧寺和東魏北齊鄴城趙彭城佛寺塔基的比較研究，探討了這個時期佛寺木塔建筑形制結構的異同特點和發展變化，為研究這個時期佛教建筑的發展演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隋唐時期墓室壁畫中大量出現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擺設一條襕道，是漢唐之間人們服飾風格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獻中有很多關于襕袍形制、襕袍穿著規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記錄，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獻記載中也表現出與隋唐時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關于襕袍起源的記載仍不太明晰，大致分為三種觀點，即宇文護說、馬周說和胡服說。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會發現宇文護說似乎更接近史實；考察襕袍的禮制含義，將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類傳統服飾形制的關聯與西魏北周時期背景相聯系，也會發現宇文護說比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這種與禮制相關的人為解釋，讓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觀念中代替了深衣成為華夏衣冠的一部分。4年秋至25年初，為配合大秦鐵路的基建項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一處北魏墓群。發掘墓葬15座，形制上包括土洞墓、磚室墓和豎穴土坑墓，出土器物有銅器、鐵器、玉器、陶器、漆器等。墓群無論是形制還是隨葬器物，都具有北魏時期的特征。大同湖東地區是一處規模比較大的北魏平城時期墓葬的集中分布地，早在上世紀8年代，文物考古單位就曾在此進行過比較系統的工作，出土過一些十分重要的文物。此次發掘的墓群距離以往發掘過的北魏墓群都比較近，文化面貌相同，同屬一期。本次發掘進一步豐富了北魏平城時期的文化面貌，擴大了北魏墓葬的選址范圍，與歷年發掘的北魏墓葬共同構筑了平城時代墓葬文化的豐富內涵。徐州漢王東沿村兩處墓葬出土畫像石基本為漢代祠堂畫像石的再利用，以祠堂左、右壁居多，另有后壁及頂板石。相關石材可配置9座單間平頂石祠堂，規模不大，以南向為主，少量北向。兩處發現的祠堂畫像石體現出相應的發展變化，反映出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墓外祠堂的推廣普及和墓祭的發展完善。宋末元初之際，大量御府書畫珍品流落民間，促進了元初收藏市場的活躍。特別是江南地區，出現了一大批私人收藏家，如周密、王子慶、戴表元、鮮于樞、張受益等，王子慶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王子慶，宋末元初浙江錢塘人。家藏頗富，與周密、鮮于樞、戴表元、湯垕、趙孟頫等文人皆有交往。其收藏情況在周密《志雅堂雜抄》、《云煙過眼錄》，鮮于樞《困學齋雜錄》，趙孟頫《松雪齋文集》，戴表元《剡源集》，湯垕《畫鑒》中均有記載。本文結合這些著作，對王子慶交游情況及書畫庋藏情況進行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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