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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前人發現我國古代8幅繪有水磨的繪畫后，筆者新發現了7幅繪有水磨以及5幅疑似繪有水磨的古代繪畫。其中15幅確鑿的水磨畫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水磨的一些技術細節，為研究我國古代農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由于宋元之際我國畫風的變革，這些畫在描繪水磨上也呈現出前后不同的旨趣。本文以漢中出土商代紅銅容器的科學分析為基礎，結合相關研究成果，就紅銅容器體現的區域間技術文化交流等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研究認為，漢中出土紅銅容器與關中地區同類器物較為接近，表明在漢中青銅器發展的早期階段，商文化或經由關中地區對其產生過影響。紅銅容器在商代周邊地區出現的幾率有高于中原地區的趨勢，顯示了周邊地區與中原商文化的密切聯系，也暗示了其制作地的銅器冶鑄技術或許有所區別。順山集遺址第三期遺存與跨湖橋義化存在相似性。重新梳理跨湖橋、下孫兩個遺址的文化遺存，可將跨湖橋文化重新分為三期，為順山集遺址第三期遺存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相對年代的參考。在此基礎上分析順山集遺址第三期遺存的文化因素，可提出"順山集三期類型"的命名，并對其性質和成因加以分析。河南孟津寨根和班溝遺址都出土有裴李崗文化晚期的石磨盤。為了研究其功能，我們對兩遺址出土的兩件磨盤進行了微痕和殘留物取樣、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這兩件石磨盤主要用于加工植物，包括栝樓根、小麥族植物種子、薏米的穎果、櫟屬橡子，也可能還有少量小米，同時也加工石器之類的硬質。對北方多個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遺址出土磨盤、磨棒功能的研究，一再顯示這類工具主要的加工對象是野生植物，其中塊根和橡子占大宗。這一現象不僅說明該地區文化傳統的連續性，也反映了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谷物栽培的初期階段，廣譜經濟仍然占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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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藏黃釉扁壺在造型上與北朝以前的銅、漆等扁體器物并無承繼關系。壺腹部裝飾胡騰舞樂舞圖案，圖案采用近大遠小的平行原理構圖，與西方繪畫藝術表現手法相似，線條的運用與波斯銀器人物刻畫相似，有濃郁的西方特征，它可能是西方文化與絲綢之路上各種文化交流、融合的早期表現或西方輸入品，這種風格一直影響至隋唐。9年冬至21年春，焦作市文物工作隊在南水北調焦作蘇藺村段開挖的河道內發現以漢代時期為主的6座磚瓦窯。其中Y6保存極其完整。窯址的發現不僅填補了焦作地區未發現有窯址群的空白，同時為我們研究戰國至漢代時期窯址形制、結構、燒制技術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文中對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件小臣(讠逨)簋的流傳及器蓋銘文進行了分析，認為這兩件簋在流傳過程中器蓋被錯置，并一直沿襲至今。銘文所涉及的西周時期重要歷史人物伯懋父與文獻記載的康伯髦也并非一人。根據與"伯懋父"相關銅器的形制和銘文的分析，認為小臣(讠逨)簋應屬昭王前后。12年1~3月，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陽外郭城洛北里坊遺址區范圍內清理了12座窯址。窯室平面多為馬蹄形，由操作坑、窯門、火膛、窯床、排煙系統等組成。據窯址的開口層位、打破關系及遺物形制，大致可分早、晚兩期。早期窯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下限不晚于唐開元十九年。晚期窯址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時期。13年11月至214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對臨汾西趙遺址進行發掘，清理了灰坑、墓葬等遺跡，其中出土墓志的三座唐墓(MMM45)出土遺物較多，主要有陶瓦當、陶俑、三彩器、鎏金銅器、銅鏡、玻璃器等。特別是M2出土的玻璃器是首次在山西唐墓中發現，這為研究山西唐墓乃至全國唐墓提供了新的資料。12年5~7月，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對浙江象山縣"小白礁Ⅰ號"沉船船體以上遺存進行了正式發掘。船體殘長約2.3寬約7.85米。船體構件主要有龍骨、肋骨、船底板、隔艙板、艙底墊板、桅座、孔和方形立柱等。出水遺物共計118件，以瓷器為主。沉船年代當在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年)。洛陽唐宮路CIM556戰國墓出土一件有銘玉戈，其銘文有"畢公左徒"與"畢公左御"兩種不同的釋讀，也因此產生了對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測。本文通過對"徒"和"御"的古字與玉戈銘文進行比較，認為此戈之銘文當為"畢公左御"。從墓葬規制及出土情況來看，此墓為士一級的墓主，當是王族成員為畢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資料及傳世文獻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動的記載，畢氏家族也有可能延續到了春秋乃至戰國時期。其時東周王畿內并無畢地，故畢公為其他貴族改封畢地的可能亦可排除，此畢公應是西周開國重臣畢公高的后裔。據其御者仍有士一級規模的墓葬可知，畢氏家族在戰國時期并未絕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

虢國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區上村嶺，于1956年被發現，經歷過2世紀5年代和9年代兩次大規模發掘，共發掘墓葬25多座，出土了33余件(套)珍貴文物。出自M212梁姬墓的59件(組)精美玉器的是我們這次的研究對象。本文采用寶玉石學和巖石學的研究思路和無損鑒定方法，對M212(梁姬墓)出土玉器的材質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結果表明肉眼觀察顏色和受沁程度多樣的59件(組)出土玉器中，56件(組)為軟玉，1件為蛇紋石，M212：95串飾含有綠松石、孔雀石和煤精，M212：124左手腕飾含綠松石和瑪瑙。大型儀器測試可以很好地鑒定出土玉器的材質，彌補了肉眼觀察的局限，提高鑒定的精度和科學性。本研究豐富了三門峽虢國博物館出土文物的研究內容，提高了出土玉器研究的科技含量，有助于出土玉器的分類命名以及文物等級的確定。本文認為從輝衛型先商文化存在的相對年代判斷，該文化的創造者應與商族先公王亥有著密切的關系。王亥"服牛"所在，當以《楚辭.天問》所記為準，是在古代有扈部族生活的地區。有扈故地在今鄭州以北的古黃河沿岸，這里正是輝衛型先商文化的分布區。

河北永年婁山"群臣上壽刻石"自清道光年間發現后，成為晚清金石學重要議題之一。沈濤、劉位坦、張德容、俞樾、趙之謙等先后就其年代論辯數十年，*后同治末年陸增祥折衷諸說考訂為西漢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厘清金石學者在刻石年代問題上的貢獻，故宮博物院藏沈樹鏞舊藏拓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拓本記錄收藏家、金石學者之間的交游和學術思想異同，為了解晚清學術傳播提供了實例。8年，位于山西吉縣清水河下游的柿子灘遺址首次被發現并發掘。—21年，展開大范圍調查與試掘。遺址由單個地點擴展為多個地點構成的遺址群，收獲包括細石核在內的細石器組合、石片石器、石磨盤和棒、穿孔鴕鳥蛋殼、大量破碎骨片和燒骨等文化遺物，清理多個用火遺跡。這是我國北方一處地層清楚、文化遺存埋藏豐富、分布范圍廣的細石器原地埋藏遺址，對探討我國細石器文化發生、早期現代動和農業起源等學術課題至關重要。本文綜合迄今公布的全部細石核資料，按照操作鏈的思想，重點對楔型細石核進行類型學分析，認為幾乎全部是按照先確定臺面后修整楔狀緣進行石核預制，處于預制、剝片、中止和廢棄階段的細石核類型均有，以剝片和中止兩階段的細石核較多，應該與當地石料易于獲得有較大關系。此遺址較早階段以船型細石核為主，逐漸被楔型細石核取代。西江流域是嶺南東周時期青銅文化遺存較集中的地區，青銅器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現在和工具的組合及擺放位置、本地化的鑄造技術、器物群的多種文化因素組合三個方面。當地的土著居民應該是這些文化的主體創造者，他們就是戰國秦漢時期的"南越"等土著民族。鄭義伯銘文中的一些字，舊沒有得到很好的釋讀。如"余以行以"后面一字，舊或釋作"川"、或釋作"順"、或釋作"征"，本文贊同*后一種意見。"即"前一字，舊或釋作"酉"，或釋作"(鄭)"，本文贊同前一種意見，認為應讀作"酒"。"我酒即"后面一字，舊或誤釋作"浩"，或誤釋作"造"、或誤釋作"沽"、或誤釋作""，本文根據相關金文資料指出它應釋作"清"。"孫子"后面之字，或誤釋作"隹"，或誤釋作"唯"，或誤釋作"為"，本文根據相關金文資料指出它應釋作"是"。此外，還討論了與此銘相關的一些銘文內容，如國差""字，研究者或讀作"靜"、或讀作"清"，本文認為它與鄭義伯銘文中"我酒既清"之"清"表示的應該是同一個詞，""宜讀作"清"。9年8月12日，在河南省焦作市馬村區南水北調安置小區內，焦作市文物工作隊發掘了一座西漢晚期磚室墓M121，出土一座四層彩繪陶倉樓。樓高四層，通高1寬43厘米，由院落、倉體、樓體等組成，各部件可以拆卸組合。四層陶倉樓是焦作市迄今為止發現的座通體彩繪的陶倉樓，也是全國的一座。在陶倉樓的樓體及院落的墻體上彩繪有人物、鳥禽，青龍、白虎、朱雀等四神(少玄武)及虎食女魃的神話故事；彩繪運用了直繪法、勾勒法、涂抹法三種繪畫技法；用色有朱紅、白、紫、黑、黃(橘黃、土黃)、豆青六種顏色，其中以朱紅色、白色、紫色、黃色為主色調，色彩艷麗，對比較強。繪畫內容繁多，用筆流暢優美，畫面生動，且呈現出運動感，充分展現了漢代高超的繪畫技藝，是研究西漢時期儲糧技術、建筑技術、裝飾藝術及繪畫藝術的寶貴資料。11年1-12月，為配合"大遺址保護荊州片區‘楚故都紀南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紀南城烽火臺遺址進行了試掘。發掘方法采用T字形探溝布方法，以臺基的中心點為中心，向東西和南北向各布一條大探溝，將探溝控制在統一三維座標系統中布好的探方中，以便整體揭露時歸入探方。北宋銅錢窖藏發現于烽火臺臺基西坡上，位于東西向的XTG3中。窖藏為一土坑，開口于第二層下，打破第三層(宋代文化層)。坑口呈橢圓形，東西長徑8、南北短徑4深22厘米。坑內填土為灰色，土質松散，銅錢成麻花狀直接置入坑中，沒有盛裝器。共發現銅錢約27余枚，有漢五銖，唐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及北宋時期22個年號錢共3多種錢幣。此次發現的北宋錢年號連續，種類繁多，在湖北地區比較少見，為北宋年號錢的流通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成周是西周時期的東都。本文結合考古材料、金文資料及古文獻記載，對西周成周營建的具體過程進行論述。西周時期，武王、成王分別營建成周，首先需要考察地形并選址。武王曾在伊洛河流域考察地形并決定在嵩山附近建立成周，具體在今洛陽漢魏故城一帶，考古發掘也為此提供了證據。成王曾派召公在洛水之北、邙山之南考察地形并決定在瀍河流域建立成周。近些年的考古發現證明，成王之世營建的成周就在今洛陽瀍河兩岸。在確定具體位置之后，還要經過相宅、卜宅、定宅等復雜的步驟，才能正式開始施工營建。武王營建成周在武王克商當年即公元前146年，成王營建成周始于成王五年即公元前1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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