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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發現的葉笙葉子舊藏《龍門百品》全拓，選本朝代混雜，含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及武周諸朝，且全是小件，但紙質、大小及捶拓手法一致，拓工精良，應為同一時期所拓。選本似在關百益選拓魏刻百品前后。其中隋大業六年黃法暾及大業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龕兩則造像題記拓本，表明龍門石窟有兩品隋代天尊造像，黃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綿陽。它對龍門石窟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爭，乃至"三教合一"趨勢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該兩品早年被盜鑿或破壞，擬將之作為一個美術考古課題，尋找查對遺痕。夏文明出現的時間和地點，是中華文明探源的核心焦點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尚存許多難點。史前時期"青銅之路"的開辟，青銅冶制、小麥種植等技術因素輸入中原，推進了中原地區社會生產集約化程度，對中原文明體系有重構效應。夏文明*終在中原大地深厚的傳統樂曲與主要西來的外來樂章的合奏中完成。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王朝在景德鎮設置"浮梁磁局"—一個專為燒造瓷器的機構。根據實物和文獻推斷，浮梁磁局的設置很可能與當時元廷需要質純的祭器有關，湖田窯燒造的"玉"字銘器，可能是浮梁磁局燒制的批制品。磁局的燒造活動不是長年累月都有，而是在朝廷"有命"的情況下才進行，磁局的窯場似乎不像明清御廠那樣有專門獨立的廠址，而是選擇了有一定基礎的民窯作為定點的窯場，當時有可能成為磁局窯場的大概是湖田窯和落馬橋及珠山明御廠一帶。元青花當是浮梁磁局的產物。"至正十一"年銘青花象耳瓶應為元政權開始瓦解情況下浮梁磁局的工匠為民間定燒的制品；景德鎮其他窯場如曾家弄、戴家弄等窯址燒造的元青花瓷，可能是在元官窯影響下生產的產品。

秦祖非子的封地"秦"邑地望有陜西渭之會和甘肅清水縣兩說，前者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通過對牛頭河流域的考古調查，摸清了當地周代遺址的分布，可初步推斷清水縣李崖遺址為非子封邑之所在。該流域屬寺洼文化勢力薄弱區，可能與商、周王朝的大力經營有關。包山楚簡中有一組占卜記錄，是研究戰國時代思想意識的新資料，十分珍貴。完整的占卜記錄包括兩部分：一為卜辭，有時間、事項、意愿、占卜結果。二為祝辭，有祝祈的神靈、祭品、祝祈目的。然后，卜人還要對祝辭再作一次占卜，并作出*終判定。簡文中有些內容與《周易》有關，如貞卜"出入侍王"，類似情況可參閱《周易》中的復卦、坤卦、《系辭》。祝祈神靈中有"二天子"，應當是傳說中上古時代的伏羲與神農。巴中石窟中的觀音菩薩造像窟(龕)多達1余處。巴中石窟可分為四期：即隋末初唐期、盛唐期、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時期。初唐、盛唐時期觀音菩薩造像多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二天王組合及"西方三圣"和"西方凈土變"，藥師、觀音、地藏等組合形式，觀音菩薩單身像龕還很少。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觀音菩薩的單身像以及以觀音菩薩做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來。唐代是巴中石窟觀音菩薩造像內容*豐富、數量*多的時代，特別是中晚唐時期，觀音菩薩造像達到了鼎盛。

臨汾轄區陶寺類型遺址有二百多處，經研究，在龍山文化時期，陶寺類型文化的主人，控制了臨汾盆地。從整體看，其聚落群的組合多為金字塔模式，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表象。其文化特征是完全統一的，反映了人們在統一的禮制規范下進行生產、生活，是同一個族團。陶寺城址是這個龐大族團、經濟、文化的核心，是這個族團的國都。陶寺古城前期的主人是帝嚳，后期的主人是帝堯。本文在《唐顧師閔墓志考釋》一文的基礎上，廣泛利用傳世文獻，就顧師閔的生平、親眷、墓志作者等，作了補充考釋，并進一步考察了寫作墓志的社會背景。宋代陶模是由偶像信仰和生產工具演化而成的民俗玩具，具有信仰、啟蒙、、與游戲等多種有益于受眾身心健康發展的功能。作為普及性的節令玩具，陶模中有一定量的表現宋代游戲風俗的造型，這類圖示化的造型直觀再現了各種游戲風俗的場景，對宋代游戲風俗和體育史研究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陵坡墓地是目前發現的西周時期等級的墓葬群，備受學界關注。關于墓地的性質，以往學界形成了幾種不同的觀點，相持不下。本文立足于全新的考古資料，闡明墓地位置與選址特點，重點分析和討論了墓地的布局與年代及商周時期"四條墓道"大墓的等級制度。認為墓地墓位是按照"自上而下，大墓居中"的原則來安排的；起始年代可能為西周早中期之際，廢棄于西周晚期；商周時期四條墓道是王墓的常制、規制，其他貴族不能隨意輕易設置，但或因某種原因可以獲賜配享，不過形制和王墓墓道有別，據此排除了陵坡墓地"王陵說"的可能。*后從墓地形態、墓葬等級與葬俗特征方面，結合墓地地望與文獻記載，判斷墓地為"周公家族墓地"，而非其他。16年11—12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設，于西安市長安區子午大道中段(西安郵電大學南88米處)，唐代香積寺舊址北約3米處，發掘古墓葬6座。其中一座唐代墓葬(編號M2)，為坐北朝南的豎穴墓道土洞墓，雖被盜擾嚴重，仍出有瓷器、陶器、骨器等13件(組)隨葬品及墓志1合，確認墓主為大中十一年(857年)燕國太夫人李氏。志文記載詳細，內容豐富，由此揭示絳郡李氏由來，李夫人諸祖、其夫竇佐及其子嗣乃至扶風竇氏職官遷轉之史實，晚唐時期竇、李一系姻親關系，及所反映世家大族相互聯姻的社會歷史現象等，補充了晚唐時期平判入等的等次劃分有關規定，有證史、補史之重要價值。另外，確認了唐代皇甫村的位置，對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也有一定意義。本文從秦漢陵墓的考古資料與研究成果出發，討論陵寢制度與象征研究中的思路與方法問題。秦漢陵寢制度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陵寢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狹義的陵寢制度指陵側出寢的建筑制度，多年來兩方面都進行了深入討論；秦漢陵墓實行獨立陵園制度，對于陵園的象征有若都邑說、若宮城說；近年在此思路基礎上，出現了將地下陪葬坑與秦漢職官架構比擬的新思路，這種思考還需要從理論與考古實踐上進一步完善。編鐘是先秦以來歷代宮廷雅樂必備的"編懸"樂器，被奉為"八音綱紀"，也是清朝宮廷禮樂的重器。編鐘專用于清宮禮樂規制的中和韶樂，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權身份的象征。為此，清朝宮廷不惜重金、不計成本，大規模地鑄造編鐘，并根據各處壇廟、宮殿不同的場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質、規格、紋飾上進行了區分，有清一朝更有著歷時性的變化。然而，一則由于編鐘實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宮，世人難以一睹真容；一則由于《律呂正義》及后編、《皇朝禮器圖式》《欽定大清會典圖》等清朝禮書存在著失載、誤載之處，編鐘究竟是如何具體使用的，長期以來不為人所知。本文通過細致辨析現存編鐘實物，并與清會典、造辦處檔案等文獻記載相互印證，揭示清宮編鐘使用的真相，訂補文獻記載的不實之處。世紀的漢碑熱潮與隸書勃興歷來被視為書法的重要現象。在此過程中，一些晚明書家在"倡明漢隸"的同時，對吳門中人的隸書觀念展開了批判，指出其存在"以魏充漢"的行為，這種看法在當代學界仍被沿用。事實上，在晚明諸家的語言邏輯中，"漢"與"魏"并非指代時間，而是指代某一類碑刻風格。"以魏充漢"的觀點僅是時人在特定時代中，依據有限的見聞而產生的一種視覺感受，實則是將漢隸的整體面貌單一化與片面化，割裂了漢魏時期的碑刻書法史。陜西歷史博物館近年來新征集三件白底黑花大罐，造型基本一致，裝飾風格雷同，從其銘文自述來看，均應是山西壺關窯的產品。筆者以此為契機，綜合梳理關于壺關窯大罐研究的相關文章，總結該類大罐各時期的特征，并對前人研究沒有解決的時代界限、斷代特點等問題做探討分析。11年鄭州大學考古系在河南省滎陽市高村鄉官莊村西發現一處周代城址，213年對該城址大城西北部進行發掘，面積為6平方米，發現了一批豐富的西周晚期至戰國中期遺存，尤以大量的窖穴遺存*為重要。該區域可能為城址的倉儲區。這些發現為進一步探討官莊城址的布局、該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及鄭韓兩國對該區域的治理提供了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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