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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三個時段，從考古學、音樂學、社會制度等角度，系統梳理了兩周青銅樂鐘的發現和研究狀況，分析已經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局限，探討在形制、紋飾、禮樂制度等層面仍需進一步細致研究的問題。

隋唐時期墓室壁畫中大量出現的"襕袍"形象，即袍衫下擺設一條襕道，是漢唐之間人們服飾風格變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唐及以后的文獻中有很多關于襕袍形制、襕袍穿著規范以及人物穿襕袍(衫)的記錄，襕袍在宋明以后的文獻記載中也表現出與隋唐時期襕袍不同的形制，然而史料中關于襕袍起源的記載仍不太明晰，大致分為三種觀點，即宇文護說、馬周說和胡服說。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會發現宇文護說似乎更接近史實；考察襕袍的禮制含義，將襕袍和深衣、上衣下裳類傳統服飾形制的關聯與西魏北周時期背景相聯系，也會發現宇文護說比較令人信服。正是襕袍的這種與禮制相關的人為解釋，讓其在宋明以后的制度和觀念中代替了深衣成為華夏衣冠的一部分。大辛莊遺址出土的一件玉龍，據其形態和裝飾風格判斷，應為凌家灘文化玉器。本文還收集到幾件商代和漢代的凌家灘文化玉龍的仿品。大辛莊遺址發現的玉龍、玉虎在墓葬中的位置與濮陽西水坡發現的蚌塑龍虎相似，二者可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意義。順治朝為清代開國時期，明末的一些遺風此時仍在延續，瓷器制作方面則顯示出承前啟后的藝術風格。本文通過故宮藏帶有順治紀年款的瓷器總結出順治朝瓷器的基本特點，故宮藏單色釉云龍紋盤應為順治御窯廠瓷器的典型式樣；同時根據藏品中帶有"大清順治年制"官窯款瓷器的品質不同，結合文獻史料提出御器廠在順治八年甚至更早已經恢復生產；順治十一年當為御器廠獨立建立窯廠為清宮燒制**瓷器的標志，但其發展有起伏，不能一概而論。從考古發掘的地下材料可知，長江中下游地區燒磚的發展經歷了如下階段：距今約63~55年前，出現了用于修建祭祀場所、陶窯、鋪墊坑底、建筑房屋基礎及柱礎的形狀不規則的燒磚，這是世界上*早的燒磚；距今約55~5年前，燒磚形狀初步規則，其用途擴展至筑墻、砌井壁、鋪墊道路及房屋地面，這與石灰、水泥性能材料的發明相適應，是建筑的重要里程碑；距今約5~26年前，燒磚的形狀趨于規整，燒制工藝趨于成熟；距今約26年左右，燒磚形狀及工藝完全成熟。本文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帳構，據其在墓內的設置情況分為兩套不同的系統，并辨析出隋唐墓葬中置于棺木一側的帷帳，應為文獻記載的"下帳"，其是為墓主設置的禮儀空間，反映了漢晉以來在墓內設奠傳統的延續。以器體四隅為視點中心形成中軸對稱的結構布局是商周時期方形青銅禮器的重要裝飾方法之一，此類裝飾起源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獸面紋玉琮，商代早期開始用于裝飾方形青銅禮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繼續存在，西周中期逐漸消失。統治者在設計鑄造青銅禮器時刻意模仿被諸多氏族部落所認可的獸面紋玉琮，目的在于藉此籠絡其他氏族部落勢力，掌控宗教話語權，強化自身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