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67件銅器進行了科學分析，結果顯示：其材質以紅銅和錫青銅為主，有少量砷青銅、鉛青銅、鉛錫青銅等；成型工藝有鑄造和鍛造兩種，前者略多；耳環多為錫青銅，熱鍛成型；而銅錐、銅斧等工具則多為紅銅，制作以鑄造為主?，F有研究成果顯示，河西走廊地區四壩文化銅器技術的發展早期階段以紅銅和青銅為主，砷銅或含砷青銅占有一定比例，晚期階段以錫青銅為主。依據新的考古發現和年代框架，河西走廊地區早期冶金技術的出現和早期發展，顯示了來自歐亞草原地區的影響，但不同時期文化交流路線以及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并不相同。1年在南陽市一中新校址清理古代墓葬448座，在M189中出土1件用黑色黏合劑粘接修復的瓷碗，這在南陽東漢墓中首次發現。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了釉陶及黏合劑的檢測，樣品經EDXRF檢測，發現瓷碗為鉛釉陶，用高嶺土為原料燒制而成。而黑色黏合劑經紅外分析表明，不是蛋白質和糖類，而與大漆或生漆較為接近。新出西周青銅器作冊吳盉銘文的紀年高達"三十年"，學者多定為穆王時器。本文對吳盉的器形、紋飾、銘文內容詳加分析，并聯系同一人所作的吳盤、吳方彝以及其他一些有銘青銅器，論證吳盉的年代應為恭王三十年，進一步驗證了恭王紀年應在三十年以上的假說。作冊吳從恭王后期一直活動到孝夷時期，是西周中期晚段冊命銘文中多次出現的一位史官。由吳方彝等器銘文可知，作冊吳是西周世族尹氏的宗子。尹氏宗子世襲為"太史寮"長官，在西周王朝中具有重要地位。12年將迎來國家博物館1周年，本文回顧了23年以來國家博物館所經歷的發展歷程。國家博物館組建后，在"四個相稱"建館方向指引下，研究確定了"國內、"的建館目標，提出了"人才立館、藏品立館、業務立館、學術立館"的辦館方針。遵循"歷史與藝術并重"的發展，國家博物館的新館建設、文物藏品建設、國博特色的陳展體系建設、公眾服務體系建設、安保體系建設和規章制度建設等方面取得了的成就，初步實現了"國內、"的建館目標。王油坊類型龍山文化的南徙之旅呈現東西兩途。西線去往寧鎮地區，即禹會-牛頭崗-江寧點將臺和高淳朝墩頭；東線前赴環太湖流域，即禹會-南蕩，至江陰花山，再東去松江廣福林。在其南徙的過程中，江淮是必經之道。江淮屬于"廊道"地區，一方面，它的連通性給區域間文化交流帶來便利；另一方面，這一開放的區域又易引來外域強勢文化的干擾，導致本地文化受損。眾多的能流、物質流、信息流，都以高密度、高流速和少停留的方式從此通過，從根本上決定了廊道地區相比于穩定的文化母區，不可能凝聚和沉淀起深厚的文化底蘊，導致江淮地區的社會進程出現斷裂相。本文考證了陳洪綬在魯王監國時期的交游情況，發現魯王政權是以身份較低的地方官員為主要力量建立起來的，因此作為身份不高的文人，陳洪綬有機會在魯王政權內施展抱負與才學。這是他不選擇殉節，又拒絕前往南京福王政權參加科舉而接受魯王征召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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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后，經過順治和康熙初期的過渡，國家日趨承平。到康熙中期，滿人漢化的程度加深，涌現出一批熱衷于漢文化的宗室文人群體，在清初藝壇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博爾都便是其中Zui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他與漢族文人名士往來頻繁，交游唱和，取得了突出的藝術成就，無形中對滿漢文化的融合與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然而，前人文獻對他的記載往往一筆帶過，并多有舛誤之處。因此，本文從文獻考辨入手，分析文本異同，糾正前人史料謬誤，對其生卒年、爵位予以確認。再結合《問亭詩集》與傳世作品，以圖史互證的方式，力圖生動地呈現博爾都與漢族文人畫士的交游情景與生活狀態，并對其所藏作品予以剖析。本文考察了《殷周金文集成》第9894號銘文《戍鈴方彝》現存的三種摹本，對三種摹本的銘文字形進行了比較和論證，對幾個難識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整篇銘文嘗試進行了通讀?！多嵭匏屙f匡伯墓志》與《唐修隋韋匡伯墓志》兩合墓志，是不同時代所立、不同地點出土的同一人墓志。志主系隋末關中著族京兆韋氏鄖公房的代表人物，身為隋、偽鄭、唐三朝外戚。本文對這兩合墓志作以校勘和考證，糾正了傳世的《鄭修隋韋匡伯墓志》的歷史謬誤，探討韋氏家族鄖公房的興盛原因。1年5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十四中發掘了一座磚雕墓，墓室四壁用磚雕刻，拼砌出桌椅、箱柜、衣架、燈檠、門窗等物件，并出土有瓷碗、瓷罐等文物。發掘者根據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將其年代定為五代至北宋早期。

探尋早期夏文化，應從考古學文化研究入手。二里頭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考古學文化，后者未進入文明時代，不是夏文化。"新砦期"當屬二里頭一期文化偏早階段。將二里頭文化的發展、影響與夏王朝早期歷史結合起來看，二里頭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近年來，學術界關于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存在許多爭論。在皖南事變之前，新四軍的北移有三條路線可選，即北線、東線和南線。相對而言，從北線銅陵、繁昌間渡江轉移是比較安全的。新四軍經該線北移路程較近、地形熟悉，掌握敵偽的活動規律，準備Zui為充分，具有優勢，有敵頑矛盾可以利用，有渡江的經驗可以借鑒，即使遭到攔截，可能遭受的損失也是的。但從北線轉移也有不利因素，主要是敵頑的封鎖和國散布了新四軍北移消息。由于各種原因，皖南新四軍Zui終放棄了從北線轉移的計劃。其主要教訓是：項英猶豫動搖，喪失了渡江的時機，高估了困難，沒有舍局部而保整體的決心。無論新四軍選擇怎樣的北移路線，大北渡長江和復雜的敵情遲早都是要面對的。14年秋，由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聯合組成的周原考古隊發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肺挥卺娇h鳳雛村南，北距原鳳雛甲組基址約4米，編號為214ZYIIF3(鳳雛三號基址)。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面為夯土臺基，中間為長方形庭院；總占地面積約218平方米，是迄今發掘的規模的西周建筑遺址。三號基址庭院中發現了一處特殊的立石和鋪石遺跡；外圍出土了金箔、綠松石、原始瓷器殘片等貴重物品。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積失火；庭院中的立石、鋪石遺跡在西周晚期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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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市仲景花鳥市場位于南陽市濱河東路北側。7年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經報批對仲景花鳥市場9座墓葬進行了清理，出土了一批珍貴的瓷器。M2的發掘豐富了這一地區東漢時期墓葬資料，同時這些瓷器也為研究這一時期埋葬制度、文化特征等問題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秦漢時期在渭河上建造了若干座橋梁，依據其彼此的空間方位關系，后世分別稱之為"東渭橋"、"中渭橋"、"西渭橋"，渭河三橋的修造對于關中的交通有著極其重要作用。"中渭橋"社科院考古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12年上半年在漢長安城正北發現并正在進行發掘。而此次在西安未央區王家堡村發現的古橋位置恰好位于漢景帝陽陵正南方，與文獻記載的漢東渭橋位置相合；在咸陽釣臺鎮馬家寨村發現的木梁結構古橋，位置上正好位于漢長安城與漢武帝茂陵之間，與文獻記載的西渭橋位置相合，因此我們認為王家堡古橋和馬家寨古橋分別是漢東渭橋和西渭橋。如此則秦漢時期渭河三橋全部有了著落，為學界了解和研究秦漢橋梁建造及關中交通有重要意義。螺鈿漆器是嵌蚌飾漆器的通稱，周代稱為蜃器，主要作為祭器使用。商周螺鈿漆器多出自當時王畿內大型墓葬，主要有豆、罍、方彝、案、俎、禁、抬盤、鼉鼓、磬架、車等，以豆、罍為多，花紋由彩繪與蚌飾組成，蚌泡的孔內嵌綠松石片。蚌飾較厚，厚度在1毫米以上。漆器嵌蚌飾后再彩繪，多為紅彩。墓主身份等級很高，有商王，也有公卿或侯伯等。螺鈿漆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夏代，周代有專門的"掌蜃"官負責管理蜃物，西周以后，螺鈿工藝衰落，唐代復興?？蛋偃f莊園位于河南省鞏義市康店鎮，是知名的封建地主莊園，富含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建筑風格獨特。第二野戰軍女子大學(簡稱女大)總校曾選址于此，其第五四分校也都距莊園不遠，分別駐鞏義縣城、鞏義孝義鎮、新鄭市趙家寨、偃師縣城。世紀初，洛陽出土波斯景教徒阿羅憾墓志，為唐代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重要資料。然而，阿羅憾出使目的地"拂菻"在什么地方，目前學界尚未形成統一意見。據中亞考古新發現，我們認為，顯慶三年五月左驍衛長史王玄策率使團出訪吐火羅國，以王玄策為大使，以王名遠和董寄生為"置州縣使"。他們取道沙漠之路，途經七河流域粟特城邦、興都庫什山北麓吐火羅國，然后從小勃律進入吐蕃國。不過，阿羅憾在中亞所立唐碑，并非有些研究者認為的王名遠在"吐火羅國"所立唐碑。有學者將此碑與趙明誠《金石錄》所記唐高宗撰《唐紀功碑》相聯系，亦不足為信。顯慶二年十二月，唐高宗詔令在西突厥本土設置昆陵都護府和濛池都護府，但遲至顯慶四年三月，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在雙河(今哈薩克斯坦南境)誅殺真珠葉護后，唐朝才得以在西突厥五弩失畢部落設置濛池都護府。阿羅憾或為七河流域景教區大主教，故顯慶三年光祿卿盧承慶將他召回長安，翌年隨盧承慶前往碎葉川設置濛池都護府。顯慶四年盧承慶在碎葉城(今阿克貝希姆古城)設碎葉州，以當地粟特人安車鼻施為碎葉州刺史，后來碎葉州升格為安西四鎮之一。濛池都護府與碎葉州(后來的碎葉鎮)不在同一治所。濛池都護府治所在碎葉城東南8公里裴羅將軍城，今稱"布拉納古城"。近年該古城出土唐碑的碑額，當即阿羅憾出使西域所立。阿羅憾立碑地點之"拂菻"，以及裴羅將軍城今名Burana(布拉納)，皆源于粟特語城名βwr’n’。據墓志記載，阿羅憾在裴羅將軍城封疆立碑當為唐高宗御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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