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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區雖然從新石器時代就零星地發現青銅器殘片，但青銅文化真正興起則到了公元前2千紀的前半葉，北方早期青銅文化發生的時代晚于中原地區。相比之下，新疆地區則在公元前3千紀末開始，就出現了發達青銅器群；甘青地區青銅器群出現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區和北方地區。新的發現與研究表明，早期青銅器有從西北向中原內地和北方地區傳播的趨勢。這些發現大大拓寬了早期青銅器起源與傳播研究的視野。大白楊糧倉遺址已發現東西成排、南北成列的唐代倉窖3排1座。糧倉主體為從地面向下挖成的窖穴。出土磚瓦、釉陶器、瓷器、陶器、開元通寶銅錢等遺物。根據倉內堆積推測這批糧倉的年代為唐代。這是西安地區首次發現糧倉遺址，對研究唐代太倉的位置、糧食儲存和供應、漕運以及唐長安城的都城布局等有重要價值。邾國故城遺址位于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至兩晉時期的鄒縣(騶縣)縣治，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東大史文化學院等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時，在一眼西漢水井(J3)內出土了8件新莽時期的銅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權4件、詔版2件和貨版1件。每件銅器都有銘文，顯示可能鑄造于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銘文內容與文獻記載的新莽改制有關。為了充分論證這批銅器的學術價值，山東大史文化學院和文化遺產研究院在9月2日舉辦了專家座談會，與會學者對這批銅器的銘文內容、制作與使用情況，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歷史評價和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發現數量和種類Zui多的漢代度量衡器，制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并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另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臺"之上，證明"皇臺"范圍內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此次專家座談會成果的基礎上，本刊約請與會學者對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進一步加以研究，從不同角度闡釋其重要的學術價值?，F將初步的研究收獲予以發表，希望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也期待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入。

麥方尊是西周成王時器。銘文記載了邢侯于鎬京朝見周王、周王到京舉行祼祭與肜祭、在辟雍舉行大禮與射禮、在寢宮與賞賜邢侯等事件。邢侯去鎬京朝見之時，正逢周王在京舉行祼祭和肜祭，但邢侯沒有參加這二項祭禮，只是在到達宗周的翌日參加了周王在辟雍舉行的大禮和射禮。本銘之大禮應是一年一度的天子始乘舟的典禮，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禮則是這次大禮的一部分，它與作冊般銅黿所記商代洹水水上射禮應有一定的淵源，而與戰國時期的乘船弋射則有著直接的傳承關系。由于它是周王款待來朝邢侯的一項禮儀活動，故此次射禮的性質當屬于賓射禮。賓射是諸侯朝覲天子或諸侯相會時舉行的射禮，它常與饗、食連言，是朝聘禮中主國接待賓客所行之禮儀或饗禮的一個重要儀節。又多與大射、燕射并舉，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項禮儀制度。華豫之門免費線上鑒寶歸義軍曹氏第四任節度使曹元忠于后晉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顯德二年(955年)詔賜其"沙州節度使"的十一年間，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統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這一"非常時期"敦煌以文殊信仰為主導的佛教文化的物質性再現。該窟借鑒了初唐以來莫高窟《維摩變》與《文殊變》相對表現的空間格局與視覺經驗，中心佛壇文殊造像與西壁《五臺山圖》實際上直接脫胎于吐蕃統治敦煌以來塑繪結合的《文殊變》，并因第61窟前例的文殊主題，相應有極大拓展，基于佛壇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畫院運用"空間單元"圖式結構，重構了中唐《文殊變》中的《五臺山圖》，賦予其"獨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為中心的文殊語境中，實現了以《文殊變》與《維摩變》對應結構為主體的宗教與圖像內涵的緊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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