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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典籍交流由來已久，文化相互影響。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藏書中，不乏中日兩國漢籍交流的實證。據不完全統計，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珍藏有2余種和刻本漢籍、日人著漢籍以及清末翻譯、研究日本的著作。這些書籍內容涉及哲學、、醫學、軍事、繪畫、目錄、地理等各個方面，版本方面既有刻本、銅活字本，也有抄本、彩色套印本及鉛印本、石印本等，還有內府保存的進呈本，尤其是一部分經楊守敬從日本帶回的日刻、日抄本，具有很高的版本和史料價值。古代文化曾對日本產生過巨大影響，而明治維新以后，近代日本文化又對近代的、文化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本文通過對故宮圖書館所藏中日漢籍交流情況的詳細梳理，希望為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提供寶貴資料。嵩陽書院是我國古代書院。成書于清代的《嵩陽書院志》是現存一部介紹嵩陽書院的志書，書中記錄了嵩陽書院的歷代講學活動、程朱理學傳承及道德品性培養等，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商水縣城上村的汝陽故城，實為漢代的濦強故城，北魏政權的僑設郡縣。今汝南縣城東南2公里處的平輿縣郭樓鎮高平寺村的汝陽故城，才真正是東漢袁安的鄉里——漢代汝陽故城。唐李元軌墓志記墓主為北門學士。此志為今見Zui早與北門學士相關的資料，但從墓志所記李元軌仕宦、職事及任職時間等因素來看，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北門學士，只是北門一個下層文吏而已，墓志稱其為北門學士實為諛墓風氣下的攀附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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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東山擂鼓臺發現的一例佛足跡圖像碑，與目前國內發現的數例同類遺物相比，特點鮮明：一是時間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體量大，分別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組合安裝，且保存狀況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圖像布局特殊，千輻輪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個腳掌中心；五是圖像內容簡化，不見趾尖蓮花、萬字符和腳掌劍、魚、滿瓶、海螺等物，較之四川眉山法寶寺僅刻出輪、魚的形式又顯復雜；足跟間連接二足的雙弧線亦不見于其他諸跡；六是佛足跟部兩側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為目前所發現的同類圖像中所僅見。這一材料的發現，豐富了相關題材的研究內容，并提出了新的課題。國是商周時期一個頗有實力和影響的古老方國，但它和文獻中的杞、紀、萊諸國各為獨立族邦，沒有等同關系，不可混為一談。商末周初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國不遠，應該是符合實際的，只是其確切地望還有待今后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族與燕侯有主從關系，實為燕國的附庸。兩周之際，國為避戎禍將都邑遷徙到山東黃縣一帶，而非莒縣北部。雖然前后兩個國在時空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同為侯爵，并與周王室保持婚姻關系，若非同一邦族，絕無如此巧合。周朝統治者經略北土，對于國族眾，采取承認爵秩、實行聯姻、屢加獎賞等多種安撫措施，有效地增強了族對周王朝的向心力，使之成為歸服于周并稱臣納貢的異姓諸侯。國臣服周王朝后，與周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合作關系，對于維護周人在北土、東土的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清代河南巡撫李鶴年撰《朱仙鎮新河記碑》對于研究明清賈魯河水運具有重要價值。該碑不僅記載了明清賈魯河上游、下游的水系構成狀況和河道變遷，而且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明清時期賈魯河水運的歷史價值提供了珍貴資料。由《朱仙鎮新河記碑》記載可知明清賈魯河水運不僅承擔了中原地區與東南沿海的水上聯系，而且在戰國鴻溝水系、隋唐通濟渠、宋代汴河淤塞失去水運功能后，再一次承擔了溝通黃河、淮河兩大水系的歷史重任。23年12月3日，康有為游覽三門峽，書寫了《題三門》詩后，還題寫了"砥柱"二字。抒發他渴望疏通黃河天塹，學習西方，振興中華，變法改革的情懷。

晉南地區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以地理界標明顯的中條山為界，可以劃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北區主要為盆地區，包含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南區主要為山地區，包括平陸芮城谷地和垣曲盆地。本文通過對晉南廟底溝二期文化以來已發表C14數據的再分析，從年代角度對北區和南區新石器末期文化分期進行對應。依據重要遺址典型單位進行各區文化分期，并從聚落、重要遺跡和遺物等方面的特征出發，對晉南新石器末期的文化變遷進行闡述。清華簡《系年》"陳淏"與《呂氏春秋·順民》"鸮子"的關系，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陳淏"、"鸮子"兩者名號中的"淏"、"鸮"古音相同；文獻中有人物名字之后稱"子"，以表示尊稱的用例，如"田和"又可以稱為"子禾子"、"和子"，"陳淏"也有可能稱為"鸮(淏)子"；"鸮子"的活動年代在公元前411年左右，"陳淏"的活動時間在公元前44年至前397年之間，兩者活動時間接近；《呂氏春秋·順民》中"鸮子"、"和子"都是齊莊子的重要屬員；《系年》中"陳淏"與田和一起，與三晉大夫盟會，并受理別國軍事求援，地位同"鸮子"一樣較為尊崇。由上述關聯來看，《系年》"陳淏"即《呂氏春秋·順民》"鸮子"。


在抗日戰爭中，作為社會精英分子的美術家們借自己的美術作品投身其中。他們走出畫室和象牙塔，組織起木刻宣傳隊、漫畫宣傳隊、戰地寫生隊，奔赴抗戰前線、深入民眾生活，通過在十字街頭、前沿陣地、展覽館等各種場所組織美術展覽會的形式宣傳抗戰，激發軍民的抗戰熱情。本文總結抗日戰爭中救國美術展覽的史實，分析其激發全民抗戰熱情的愛國主義教育作用。城是我國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元素。在距今約8年的新石器時代，我國環壕聚落就已出現，因地域的不同而功能各異。北方地區只是起到邊界的作用，而南方地區和中原地區主要是為了防水。城址出現于距今約6年~5年的仰韶時代，三大地區城址的發展各自獨立，并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但其產生都與環壕的發展密切相關。1年7-9月，為配合南水北調中線水利工程，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對淅川新四隊墓群進行了發掘。其中MM24均為長方形豎穴墓，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陶、銅、鐵等質地隨葬品38件。推測M24年代為戰國晚期，M16年代可至秦代。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為中原與楚交界地區戰國及秦代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12年河南博物院在偃師市征集到一組漢代彩繪樂舞百戲陶俑群，共23件。這組俑群均為灰陶質地，基本完整，彩繪多有脫落，其中男樂俑19件，百戲俑3件，女舞俑1件。這一組陶俑對我們研究探討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實物佐證。先秦時期，墨學曾與儒學并稱為兩大顯學。但漢以后，因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墨學逐漸沒落。晚清，墨學復興。五四時期，墨學更受思想家重視，思想界出現了研究墨學的熱潮。本文從四個方面論述了這一歷史現象出現的原因：以墨學救治時弊；以墨批儒；以墨學會通社會主義思想；發掘墨學中的科學成分。世紀9年代，在洛陽發現了明代饒陽縣簿劉鼎和太吏目徐道兩座紀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隨葬器物，這是洛陽以往發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見到的，對于研究明代官吏情況和瓷器手工業有重要參考價值。世紀六七十年代洛陽出土的明代方城鎮國太夫人趙氏墓、伊藩方城府鎮國將軍朱典櫛墓、輔國將軍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隨葬有墓志及陶俑、鉛器等，對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點等，都有重要意義。殷墟出土青銅器銘文的制作方法，可分為鑄銘和刻銘兩大類。鑄銘占絕大多數，刻銘極少。鑄銘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銘、芯作銘和范作銘等三種形式，以模作銘為主。刻銘出現于殷墟四期，目前雖然只發現4件刻銘銅器，但其意義重大，不僅把青銅器刻銘的歷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為研究青銅器銘文的制作技術，尤其是刻銘技術，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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