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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僧髡殘名重清初金陵畫壇，并在繪畫藝術占有一席之地。近年來關于他的研究未曾間斷，但其卒年卻迄今未有定說。本文據新見明末清初詩人錢陸燦的《調運齋詩集》，考定髡殘卒于康熙十年(1671年)九十月間；并對二人的交游活動，髡殘的佛教信仰、身后事等有所考述。本研究以焦作中站區靳德茂墓出土的彩繪陶器為研究對象，采用X射線衍射儀(XRD)、X射線熒光光譜儀(XRF)、激光拉曼光譜儀(RM)和偏光顯微鏡(PLM)對彩繪陶器、表面顏料、彩繪層次結構進行了分析研究，并用熱膨脹儀對陶器的燒成溫度、密度等物理性能指標進行測試，這些為文物保護修復工作提供了基礎。

上海博物館早年入藏了一件伯弘父盨，器形和文字從未發表過。通過對器物類型學和紋飾的研究，可以確定時代在西周中期。器蓋同銘共有二十七個字，記載了在二月初吉丁卯日這一天，伯弘父作器在宗廟里宴饗賓客。青銅盨自名為"(米丩)"還是首次發現，此字應該是"簋"的異體字。這件器物對于研究青銅盨形制的發展、自名的演變以及西周時期的禮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殷人用龜與用骨，多將卜辭契刻在正面，因此在甲骨學研究領域，對正面卜辭的研究歷來都是放在首要地位的。而甲骨背面多施以鉆鑿，又有刮磨的痕跡，背面卜辭或多為前辭、占辭、驗辭，或殘泐不清，所以常常被忽視。事實上，這些在正面看不到的前辭、占辭、驗辭等，往往可以提供大量重要的信息，如占卜的時間、貞人、事件的發生過程與結果以及其它相關因素。這些重要信息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理解辭意，把握整版卜辭之間的關系，進而系聯相關的同文、成套卜辭并合理地類比、排譜等。本文在整理卜骨背面材料的過程中，特別留意背面卜辭反映的相關信息，并利用正面與背面卜辭的殘字以及正面與背面卜辭對比等信息，綴合卜骨六組，同時利用這六組綴合，說明背面卜辭對正面卜辭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不可忽視，希望引起學界對背面卜辭的重視。12年春季，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對陜西彬縣境內先秦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本文對此次調查的13處商周時期遺址進行介紹。初步分析來看，調查所見遺存的年代主要為"先周"和西周時期，位于彬縣涇河沿岸商周時期遺存與黑河以北、紅巖河流域所見遺存有一定的差異，特別是紅巖河流域所見紅褐陶器區域特征較為獨特，這種差異可能代表了區域文化和人群構成等方面的不同。此次調查對涇河流域商周時期文化分布、區域文化特征，先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內涵的深入理解，"古豳地"文化格局演進等方面的認識，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通過對《安陽韓琦家族墓地》一書及相關資料的考察得知，普安郡太君崔氏并非韓琦的繼室，而是侍妾。除了崔氏，韓琦還有另外一位為其生子的侍妾賈氏，而尚未確定墓主身份的M5，其墓主可能是賈氏。

曹魏時期的薄葬是相對秦漢厚葬而言，薄葬與厚葬在考古遺存上各有具體的體現，曹魏通過對漢代地面標記性設施和祭祀性設施、地下居室性設施和隨葬明器的簡省，開創了以薄葬為特征的新的喪葬模式，并影響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喪葬。近幾年白蟻危害對武侯祠內的古建筑群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針對這種情況，南陽武侯祠采取"結合，綜合治理"的方法，以預防為主，進行滅治。陜北地區地處黃河河套之南，北臨鄂爾多斯高原，東隔黃河與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嶺與甘肅、寧夏接壤，南接關中盆地。該地區目前經過發掘的仰韶文化遺存均屬于仰韶后期文化階段。本文根據考古學文化面貌和地理環境特征將其劃分為三個小區，在小區分期的基礎上將陜北地區仰韶后期文化劃分為三個階段：階段從日常生活器類來看，受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海生不浪類型影響明顯，但居址和葬俗與甘肅東部地區陽坬類遺存相似；第二階段禿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內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類型強烈影響，無定河流域雖仍受到甘肅東部等地區的影響，但在前期基礎上有所發展；第三階段無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現，關中地區的影響也到達無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滎陽市博物館在滎陽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陽坡發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為晚唐秀才盧珰。盧珰墓為長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組成，形制較小。出土有陶塔罐蓋、陶餅、白瓷碗、白瓷執壺、銅鑰、鐵尺、骨梳、風字硯、墓志。隨葬品雖不甚豐富，卻十分精致，與盧珰出身名門但家境一般的境況契合。根據墓志的記載，盧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均為唐朝官員，其外祖父為太傅，身份尤為顯赫，然此四人未見載于史書，故墓志可補史書之缺。盧珰為范陽盧氏之后，其外祖父家為趙郡李氏，范陽盧氏與趙郡李氏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對研究唐代世族有著重要價值。盧珰墓未經盜擾，保存較好，出土器物時代明確，為鄭州地區晚唐墓葬斷代提供了標尺。永?？h窯田嶺窯是宋代民窯，由多個窯場組成，其中在Ⅲ區發掘出2座龍窯、1處作坊遺跡以及大量的灰坑和柱洞。作坊遺跡由儲泥坑、大型泥池、排水溝組成。產品主要為碗、碟、盞、盤，多青釉，裝飾以印花為主，也有少量刻劃、貼花、繪彩等。根據產品特征和地層疊壓關系，判斷窯址年代為北宋中晚期至北宋晚期。1年7~11月，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閩侯碗窯山發掘出4座宋代斜坡式龍窯及其附屬遺跡，產品主要為黑釉瓷器和青白釉瓷器。其中Y1主體坡度達35度，Y2部分窯墻及窯頂的倒塌堆積保存基本完整，這一發現為復原該龍窯的窯室結構以及研究龍窯的構筑工藝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13~214年，對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進行發掘，共清理墓葬3座。墓園布局清楚、墓葬類型多樣、墓主身份明確、年代跨度大、出土遺物豐富，進一步深化了對播州楊氏喪葬制度及文化特征的認識，推進了對土司遺存的考古學探索。9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遼寧省阜新縣界力花村界力花遺址進行了發掘，遺跡有房址、灰溝、灰坑和墓葬。房址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灰坑有圓形、橢圓形、方形和不規則形，墓葬有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和土坯墓兩種。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等。根據出土遺物推斷，遺址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99年4~6月，山東大學考古系等對平陰周河遺址進行了發掘，主要清理出大汶口文化和周代文化遺存，其中大汶口文化遺存主要為5座墓葬。墓葬皆為豎穴土坑墓，以M4規模，出有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遺物22件。這為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墓葬特征、社會等級、文化變遷等提供了新資料。1~213年，對甘肅西城驛遺址進行發掘，確定其年代為距今41~36年，歷經馬廠晚期、西城驛二期、四壩早期三個時期。發現有房址、灰坑、陶窯、墓葬等531處。此次發掘明確了四壩文化的來源，初步建立了黑水河流域史前文化序列。11年對鄭州市廟李鎮西史趙村遺址進行了發掘。在遺址Ⅰ區發現了豐富的仰韶文化晚期遺存，遺跡主要有房址、灰坑、墓葬等，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器、蚌器等。該遺址的發掘，進一步豐富了鄭州地區仰韶文化晚期秦王寨文化類型的內涵，同時也為聚落群之間布局與結構關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12~213年，在隨州市東城區義地崗墓地的東南部文峰塔發掘東周墓葬54座和車馬坑3座，出土銅禮器、、車馬器等582件，部分銅器上有"曾"、"曾子"、"曾孫"、"曾大司馬"和"隨"字銘文。該墓地是一處東周曾國貴族墓地。12年以來，在西安漢長安城北發現3組7座渭橋，其中廚城門四號橋為戰國晚期修建，廚城門一號橋經西漢及東漢至魏晉兩次修建，洛城門橋為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所建，廚城門三號橋為唐代所造。發掘表明，至遲到康熙時期渭河河道未大規模北移。明代《戈氏墓志》現藏于河南省沁陽市博物館。本文根據墓志記載，參考有關史料，考證了墓主戈氏及其夫君山西按察副使劉涇的生平及家世。墓志所載部分內容，對史書、方志有糾誤、補缺、印證之作用。12年4月，國家博物館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進行濁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調查活動中，對屯留水泉遺址兩處灰坑進行了清理，出土了豐富的仰韶-龍山文化時期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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