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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是古代兵制中發兵的信物，分左右兩半，合符為驗?；⒎l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至漢代已日趨完善。此文對漢代虎符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從資料內容、器物特點、相關制度幾個方面進行了初步梳理考證，是一篇關于漢代虎符的綜合性研究文章。鄭義伯銘文中的一些字，舊沒有得到很好的釋讀。如"余以行以"后面一字，舊或釋作"川"、或釋作"順"、或釋作"征"，本文贊同*后一種意見。"即"前一字，舊或釋作"酉"，或釋作"(鄭)"，本文贊同前一種意見，認為應讀作"酒"。"我酒即"后面一字，舊或誤釋作"浩"，或誤釋作"造"、或誤釋作"沽"、或誤釋作""，本文根據相關金文資料指出它應釋作"清"。"孫子"后面之字，或誤釋作"隹"，或誤釋作"唯"，或誤釋作"為"，本文根據相關金文資料指出它應釋作"是"。此外，還討論了與此銘相關的一些銘文內容，如國差""字，研究者或讀作"靜"、或讀作"清"，本文認為它與鄭義伯銘文中"我酒既清"之"清"表示的應該是同一個詞，""宜讀作"清"。9年8月12日，在河南省焦作市馬村區南水北調安置小區內，焦作市文物工作隊發掘了一座西漢晚期磚室墓M121，出土一座四層彩繪陶倉樓。樓高四層，通高1寬43厘米，由院落、倉體、樓體等組成，各部件可以拆卸組合。四層陶倉樓是焦作市迄今為止發現的座通體彩繪的陶倉樓，也是全國的一座。在陶倉樓的樓體及院落的墻體上彩繪有人物、鳥禽，青龍、白虎、朱雀等四神(少玄武)及虎食女魃的神話故事；彩繪運用了直繪法、勾勒法、涂抹法三種繪畫技法；用色有朱紅、白、紫、黑、黃(橘黃、土黃)、豆青六種顏色，其中以朱紅色、白色、紫色、黃色為主色調，色彩艷麗，對比較強。繪畫內容繁多，用筆流暢優美，畫面生動，且呈現出運動感，充分展現了漢代高超的繪畫技藝，是研究西漢時期儲糧技術、建筑技術、裝飾藝術及繪畫藝術的寶貴資料。11年1-12月，為配合"大遺址保護荊州片區‘楚故都紀南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紀南城烽火臺遺址進行了試掘。發掘方法采用T字形探溝布方法，以臺基的中心點為中心，向東西和南北向各布一條大探溝，將探溝控制在統一三維座標系統中布好的探方中，以便整體揭露時歸入探方。北宋銅錢窖藏發現于烽火臺臺基西坡上，位于東西向的XTG3中。窖藏為一土坑，開口于第二層下，打破第三層(宋代文化層)?？涌诔蕶E圓形，東西長徑8、南北短徑4深22厘米。坑內填土為灰色，土質松散，銅錢成麻花狀直接置入坑中，沒有盛裝器。共發現銅錢約27余枚，有漢五銖，唐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及北宋時期22個年號錢共3多種錢幣。此次發現的北宋錢年號連續，種類繁多，在湖北地區比較少見，為北宋年號錢的流通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三觀村遺址是一處以寶墩文化和十二橋文化遺存為主的遺址。寶墩文化遺存有灰坑、灰溝、墓葬、房址、卵石堆等，出土了花邊口沿罐、高領罐、尊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屬寶墩文化一期。十二橋文化遺存有灰坑、灰溝、窯址、灶、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小平底罐、斂口罐、矮領罐、簋、甕、尖底杯、尖底盞為主，屬十二橋文化一期晚段。11~212年，鄴南城南郭城區趙彭城北朝佛寺遺址發現了寺院中軸線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東南院的中軸線大型建筑基址等。在鄴南城東郭城區還發掘了一處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數千佛教造像時代跨越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和唐代。這些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了鄴城作為6世紀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6年4~7月，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等單位對棗樹溝腦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大量先周時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遺跡，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該遺址的文化內涵豐富，特征明顯，為研究先周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資料；對于探索古"豳地"考古學文化的發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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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鄧椿的《畫繼》是繼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之后畫學一部重要的畫史著作?！懂嬂^》中出現了多處以《圣藝》為代表的有關宋徽宗的記載，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具有很強的時代性。本文以《畫繼》中對宋徽宗的記載與評價為依據，來鄧椿對宋徽宗畫史地位的認知和畫史形象的塑造，并以此窺見南宋美術史家著史態度的微妙變化。本文分為兩部分：部分主要分析《畫繼》中宋徽宗的形象，包括其藝術成就的，"形似"和"神似"觀，編纂畫冊和對待畫工的態度及文人審美傾向等。第二部分通過分析《畫繼》對宋徽宗喜好文人畫的記載，鄧椿自身對于文人審美的偏好。而這種對于文人趣味的倡導，體現了宋人審美風尚集體轉變，也反映了《畫繼》與之前兩部美術史著作著史態度的區別。西司馬遺址位于河南省滎陽市高村鄉西司馬村西北部，25年6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滎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經搶救性考古發掘，共清理晚商墓葬82座，墓葬排列分布比較有規律，保存較為完整，隨葬品較為豐富，這批墓葬的發掘對了解鄭州地區晚商時期社會經濟及歷史文化狀況提供了重要線索。西周末年，鄭桓公舉族東遷寄孥于今新鄭、滎陽等地。根據鄭州及其周邊地區西周晚期遺址的考古發現，其寄孥之地分散、偏僻，經歷了長時期的文化積淀過程。出土的矮三足盤等是鄭地鄭文化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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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與圖書館作為人類知識的儲藏、研究、保護、教育機構，從它們產生的那天起就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希臘的柏拉圖學園、呂昂克學園，到埃及的繆斯神廟，人類*早的博物館與圖書館應是合而為一的。對收藏物的研究和以圖書形式對研究成果的保留，決定了博物館與圖書館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兩個機構的關聯與結合，而且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方法的兩種基本形態的邏輯勾連。但從其發展的整個歷程看，兩者經歷了從合一到分體再到共享、融合的一個過程。如今基于信息技術下的博物館與圖書館的現代融合正在為知識教育和研究打開新的服務通道。漢代為鞏固統治建立了較為完整的軍械勤務體系，重點加強軍械生產、儲備和維護三個環節。各部門間協同配合，形成嚴密的運作流程。嚴謹務實的軍械勤務工作，為漢朝取得軍事斗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和技術基礎。漢朝統治者通過權力制衡機制，確保軍械勤務工作的正常開展。西北考古資料的大量發現，為認識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日俄戰爭后，日本開始對東北進行、經濟滲透。日本主義對東北的侵略野心激起了東北人民的強烈反對，也使得東北地區的愛國知識分子積極探索反日救國的良方。九一八事變前，以杜重遠為代表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倡導實業救國，挽救國家危亡。杜重遠創辦肇新窯業公司與日本的陶瓷企業競爭，擠垮了日本的陶瓷企業；他還奉天商民聲援拒日臨江設領的斗爭，迫使日本撤銷了臨江領事分館。以閻寶航為首的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以奉天教青年會為基地，創立各種愛國團體，開展抵制日貨斗爭；同時，興辦平民教育事業，宣傳教育救國。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先進知識分子被迫到關內，其對日斗爭也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一時期，他們的斗爭不僅僅停留在反日愛國階段，而是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們組織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聯絡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掀起東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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