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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恒先》，保存完整，是研究古代哲學思想的珍貴文獻。"恒"即馬王堆帛書《易傳.系辭》中的"大恒"，殷墟卜辭中稱為"王恒"。恒即常，故"恒先"即《老子》第四章所說的"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本文是對西山遺址發掘中出土人類遺骸的綜合研究報告。結論要點如下：該人群未見異常的大規模突發性死亡現象，符合人口發展的一般規律，可將其視為連續發展的穩定人群。顱骨表現出的遺傳形態特征與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人群*為接近。該人群存在顱骨改型與拔牙的習俗，形制多樣，與已發表材料相對比，存在其自身特點。該人群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受到了不同文化屬性人群的影響。修武《韓文公門譜》(1956年續修本)的發現，緣于修武縣政協26年的"韓愈故里是否在修武"的調查。《韓文公門譜》為修武縣城關鎮趙廠村韓殿忠老人持有。《韓文公門譜》分三卷，卷一為歷代續修門譜時的序言，卷卷三為韓氏的世系。《韓文公門譜》是韓愈故里"修武說"的又一佐證，確定了韓愈墓的位置所在，明確了孟州(縣)韓氏根在修武的事實，揭示了修武韓氏與孟州(縣)韓氏紛爭的緣由。本文利用心理學原理，分析思想認識、從眾行為、心理維護、意志力、情感與思想工作的關系，提出了博物館員工素質提升與思想引導的心理學基礎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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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河南博物院藏漢代時期的封泥、印章加以略考，概述了它們的特點，并討論了印章涉及的古代官職制度、歷史地理等。漢代是歷強大的王朝之一，漢代社會崇尚長生不老，追求羽化升仙。龜、鳥形燈和"昆侖山"形熏爐是在這一社會思想意識背景下創造出來的器物，通過這種器物我們可看到漢代社會主流意識的思想追求。文章論述石泉七弦琴的形質特征和琴學文化背景。對石泉七弦琴的來源進行深層研析，論述古琴在宋代的發展狀況和現存兩宋時期古琴學術書圖考證資料，以及宋代的古琴藝術成就三個方面的內容。

佛教造像中所表現的供養人像不僅是制作和禮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時，作為皇帝的臣民、國家和社會的一員，也是他們想確立自我存在的一個形象。本文闡述了佛教造像這一宗教活動是被利用為向統治者和社會表達意志的一個"場所"，供養人像的一個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現手段。現存佛像當中并非都是地區精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間制作的拙劣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從美術史的角度評價較低，但實際上，作為向國家和社會傳遞意愿的一個紀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我們在佛教美術研究當中不能只從美術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從社會史的角度去研究。平原墓為磚筑雙室墓，由墓道、墓門、前室、左右耳室和主室等組成，在墓門門洞的正上方和墓道兩側墻壁上繪有壁畫。出土有瓷器、金銀器、鐵器、銅器、玻璃器、墓志等遺物，年代下限為興宗末年。梯子廟4號墓為磚筑單室墓，由墓道、墓門和主室組成，出有陶器、瓷器、銅器、鐵器等遺物，年代為遼代中期。

唐代中小型墓葬的建筑形制出現過明顯變化，并存在著多種類型。本文通過對隋唐墓葬發掘材料的分析，總結出大多數中小型墓葬的總體建筑面積逐漸減小、結構簡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間逐漸消失這一發展趨勢。并結合文獻記載，揭示隋唐時期喪葬思想與禮儀制度的改變，說明唐代墓葬制度強調虛擬象征意義和虛擬象征空間，從而造成墓葬小型化與隨葬品簡約化。考古與博物工作是西方傳教士在華南沿海地區的活動面相之一，這段歷史在考古還較鮮為人知。從傳教士考古活動的動機、形式、內容及結果等方面來看，它們是由傳教活動的"副產品"發展為專業性的考古工作。傳教士在華南沿海地區的考古發現及其成就，對于推動華南區域考古事業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在考古與文博占有相應的一席之地。"二次"失敗后，孫中山在日本重樹黨幟，成立了中華黨，并于1915年發行債券，籌措經費用以反對袁世凱，規復共和，發動"第三次"。債券面值分為壹千圓、壹百圓和拾圓三種，主要發行對象為聚居于南洋和美洲等地的華僑。本文結合國家博物館館藏債券和文獻資料，就債券的發行與相關問題進行考證。學界認為，根據文化因素(主要是陶器)分析，岳石文化與下七垣文化存在密切關系。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有可能從墓葬材料出發，對這一問題再次進行探討。本文認為，盡管資料尚少，但兩者墓葬在諸多方面存在著一定聯系，如以石塊鎮尸、貝殼隨葬以及共見形制相同的陶鼎等。這反映了商王朝勢力到來之前環渤海區域文化的共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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