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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據古文字資料初步探討了早期伊洛、南陽間的交通地理問題，發現無論是戰爭行軍、國族遷徙還是其他形式的地理交流，伊洛、南陽間多循北起伊洛地區東部而南至方城關的道路。這一交通要道在維護早期中原王朝和南方的關系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銀雀山漢簡《五議》，論"知言之所至"、"知之所至"、"極得"、"至治"等?！堵犛形寤肌酚懻摻y治者如何辨析語言，判斷是非，古代對"聽"的研究屬心性之學?！段辶睢穼儆陉庩枌W說的文獻，有德令、惠令、義令、威令、罰令?！端臅r令》《迎四時》《禁》與《禮記·月令》相近，是研究古人天道觀的新資料?！陡粐穼儆趯W文獻，部分內容與農家學說有關。戰國楚簡中行用甚廣的"廌"字，在新蔡簡中亦有不少文例。這個字在新蔡簡中的特點是所從"虎"頭只是略有虎頭之意而已，應當是戰國文字中"薦"字的異構。它在新蔡簡中有15例之多。新蔡簡中以這個字表示薦席的一例，對于說明"薦"字本義是一個有力的證據。新蔡簡使用薦字多與遲、速字相連用，表示對于薦祭時間的關切。新蔡簡所提到的"薦祭"、"享薦"，皆可從上古時代的禮書中找到相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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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在卜辭類型劃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分類的目的就是為斷代提供客觀的參考依據。在研究花東字體類型的基礎上，對這批卜辭的刻寫時代做出推定，必將進一步推動對非王卜辭的認識與理解。曾經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右策寧州留后朱記"銅印一直被作為五代時期的典型文物，實際上從印文內容看，這種判斷有待重新審視。綜合多方面特征來看，此印應屬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軍的簡寫或省稱，雖然這種稱法并不多見，但此印文中之"右策"與多件已出土茶托銘文和銘文磚上的"左策"不約而同地證實唐代左、右神策軍曾經一度簡稱"左策"和"右策"。其二，寧州作為唐代神策軍京西北諸鎮的駐地之一，與神策軍有直接關系。其三，作為官名，"留后"之稱屬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產物，而作為憑證，唐代就有把印稱為朱記之先例。這些特征均證明"左策寧州留后朱記"屬于駐地在寧州之神策軍外鎮中留后官印。而備受爭議的、甚至是劣跡斑斑的神策軍在唐朝滅亡后再未重新出現的歷史事實，證明保留許多唐代歷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軍已經停廢的五代時期行用。誠如是，則"右策寧州留后朱記"作為官印其使用的時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們認為中晚唐時期的斷代較五代之說更符合歷史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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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來，美國新教在華南積極拓展傳教事業，與當地社會牽涉日深，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領事對其轄區內的教士負有保護職責，相關教務教案便成為廣州美國領事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時至庚子前后，美國提出"門戶開放"，以保全居功，廣州美國領事標榜對華"親善"，活動更趨積極，不僅與兩廣地方當局密切配合以保護教士，從而奠定雙方教務事宜之合作基礎，更借此推動出臺《兩廣教務章程》以限制法國對的庇護，抗衡法國在華南之勢力。在中美關系陷入低谷時，美國領事利用自身職位，借助連州教案為其施行的"炮艦政策"鼓動輿論，預設調查立場，罔顧調查事實，苛刻索賠，盡顯主義本色。上述行動以起伏的中美關系為背景，領事在其中發揮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并對近代中美關系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明義士于1914年—1927年在安陽傳教，利用業余時間，他在殷墟的侯家莊、西北岡、小屯收集文物。對照梁思永、高去尋2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侯家莊王陵區的發掘報告，推測明義士收藏的1件蘑菇形石獸角、幾件T形縫石嵌片和若干件平行線紋石嵌片可能是侯家莊王陵大墓的遺物。另外，對照殷墟遺址、墓葬出土的同類石璋，推測明義士收集的13件石璋也是殷墟的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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