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兩宋交替之際的畫家江參是江南山水畫派重要傳人。南宋鄧椿《畫繼》贊其"筆墨學董源而豪放過之"，將其與蘇軾、李公麟、米芾等同列"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之序。江參曾受到宋高宗趙構的特意召見，卻不幸于覲見前夕意外身故。元、明、清以來，江參的藝術影響經久不息，但有關其身世的文獻史料卻與時俱減，所以關于他的里籍、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擾著繪畫史學界。筆者通過研究與江參生前有過密切交往的歷史人物資料，以宋人程俱《北山小集》中撰述的《江器博墓志銘》為突破口，從"程俱與江參其他友朋之間的關聯事略""程俱與江參江器博之間的關聯事略""程俱與江參岳父彥楚之間的關聯事略"三個歷史維度，系統梳理了程俱等一批歷史人物與江參的生活聯系及藝術淵源，揭示出江器博與江參的父子關系、王彥楚與江參的翁婿關系以及程俱與江參的世交關系，從而確證江參里籍為浙江衢州。陶器起源于我國長江中游南嶺以北的江南丘陵地區，這些陶器均為圜底器，各方面都顯示出原始的特征，伴出石核-石片打制石器，骨、角、蚌器發達。這與我國北方、俄羅斯遠東地區和日本發現的年代稍晚、伴出細石葉的平底陶器有明顯差異，但與圜底陶器的共存又顯示了后者可能受到我國南方地區早期陶器的深遠影響。清朝建立后，經過順治和康熙初期的過渡，國家日趨承平。到康熙中期，滿人漢化的程度加深，涌現出一批熱衷于漢文化的宗室文人群體，在清初藝壇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博爾都便是其中*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他與漢族文人名士往來頻繁，交游唱和，取得了突出的藝術成就，無形中對滿漢文化的融合與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然而，前人文獻對他的記載往往一筆帶過，并多有舛誤之處。因此，本文從文獻考辨入手，分析文本異同，糾正前人史料謬誤，對其生卒年、爵位予以確認。再結合《問亭詩集》與傳世作品，以圖史互證的方式，力圖生動地呈現博爾都與漢族文人畫士的交游情景與生活狀態，并對其所藏作品予以剖析。"石渠"之稱，來源于漢初蕭何在未央殿北建造石渠閣，收藏入關所得的秦代圖籍。而《石渠寶笈》是清內府書畫收藏的著錄，是對宮廷書畫收藏的系統整理和信息登載。《石渠寶笈》初續三編的編錄過程，也是鑒定整理的過程。編纂者的工作包括辨別真偽，進行篩選、著錄和考證。對決定入錄者，記其尺寸、本地、書體、畫法、內容、題跋、印章等信息，還要考訂作者、相關人物、流傳過程，以按語形式標出。因此也可以說，此書還是參與整理編纂者治學能力集大成的體現。人們渴望出版圖文并茂的《石渠寶笈》，在于這種影印著錄原文與彩色圖像的全信息對照，不僅將滿足創作、鑒定、收藏、欣賞、學習、借鑒的需要，而且為研究故宮舊藏書畫在流傳中發生的變化提供了方便，也會為書畫藝術史的研究——無論在架起語言與圖像的橋梁上，還是解釋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因系統資料的推出而發現引人思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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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漢代城鄉人口比例及普通聚落的空間形態有不同認識。普通村落一般集聚在大小城邑周圍。城鄉聚落的比例與文獻記載不同。已發現的漢代普通聚落遺址均未發現墻垣遺跡。鄉內之里的戶數和地理范圍均不固定，布局多分散且無規律。普通居民居所建筑形式都大致相同，聚落布局能夠表現出手工業與農業經濟的發展面貌，這類平民居所應與文獻中記載的"廬"有密切關系。漢代普通聚落考古工作一直相對滯后，今后應高度重視漢代普通聚落的田野考古研究，著力探討其與漢代基層社會組織單位之間的對應關系。《投龍簡記》碑記錄了元仁宗派人祭祀濟水和王屋山的過程。這次祭祀是仁宗登基之后對濟水神和王屋山神佑護的感恩之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該碑為書法家趙孟頫書寫，具有極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濟南衛巷遺址位于濟南市歷下區，北至泉城路，南到黑虎泉西路，東臨天地壇街，西接榜棚街。8年8月，濟南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此區域基建項目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一處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一罐宋代金銀器，其中金器1件，銀器25件，器型包括金簪、金釵、金耳墜、金環、銀釵、獅形銀配飾、銀釧、銀鐲、銀壺、銀盒、銀塊等。其中金簪、金耳墜造型生動傳神，屬于工藝品中的上品。此次發現的金銀器種類繁多，數量較大，在山東地區同時期的考古發現中尚屬首次，填補了此類型考古發掘的空白，為研究宋元時期金銀器的工藝演變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對于研究北宋時期濟南地區貴族婦女的裝飾以及制金工藝等都具有重要意義。12年秋季，四川大學考古實習隊在武勝縣開展田野實習期間，調查了該縣桃源村北一處圓形石室，發現石室內壁及頂部均雕飾精美圖像，隨后對其進行測繪。石室開鑿于崖壁，平面呈圓形，洞口暴露在外。石室下部鑿出一圈平臺，洞口有門檻石，底面向門外傾斜，有排水槽。石室內壁雕刻為一條連續的紋飾帶。紋飾帶兩端為高山，山上有古樹、飛瀑、深潭、草廬。山腰之間以石帶相連，石帶上雕飾5組圖像，描繪賞畫、奏樂、弈棋、讀書等場景，分別以樹木奇石作為間隔。石室頂部雕刻纏枝牡丹、如意云紋等圖像。結合石室構建方式、形制、圖像以及區位，我們推測這是一座宋元時期的崖墓，也不排除其是道教信眾修行或士人讀書的靜室。桃源洞石室以其獨特的形制和圖像內涵，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水平，豐富了宋元時期四川地區的文化遺存內容和研究資料。

仰韶文化大房子的功能是考古界長期關注的課題，本文運用淀粉粒和植硅體分析方法，對河南偃師灰嘴大房子F1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進行殘留物分析，并據此探討仰韶文化時期與大房子有關的社會活動和人類行為。分析證明灰嘴大房子F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甕、陶缸共同構成宴飲活動所需的設施，包括釀造以黍、稻米、少量小麥族種子及山藥等塊根植物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可復原的釀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發酵。同時，這一建筑是宴飲集會的公共場所；其平整、堅硬而干凈的地面，不僅是釀酒過程保持清潔環境的需要，也可能還反映了人們在宴飲集會時對禮儀環境的特殊要求。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遺址中出現的普遍性和形態的一致性，可能反映了以谷芽酒為飲料的宴飲禮儀是仰韶人群的一個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隨著仰韶人的遷徙和擴散被帶到仰韶文化分布區的每一個角落。仰韶大房子的結構逐漸復雜化及面積不斷增大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宴飲禮儀規模的發展。以黍和稻為主要谷物原料的釀酒與飲酒活動的流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仰韶時期農業生產不斷擴大的社會動力以及水稻在北方傳播的社會背景。經過3多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在三門峽市區、陜縣和靈寶等地，發現戰國至秦漢時期墓葬3余座，出土陶、銅、鐵、玉及骨器類等隨葬品43多件。這些墓葬形制特殊、演變規律明顯，隨葬的蒜頭壺、繭形壺等極具特色，墓主人的埋葬姿勢等都有鮮明的個性特征，被定名為秦人墓。其上限為戰國晚期，下限至西漢早期。如此規模的秦人墓葬出現在三門峽地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和當時的歷史背景形成的，這對研究秦人的發展歷史是一次有益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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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統考察現有考古材料，認為夏都軍事防御體系可劃分為都城地區和外圍地區兩重層次，夏代早期以都城地區為重點構建防御體系，中晚期則以都城外圍地區為重點構建防御體系。洛陽出土的《蕭諒墓志》詳細記載了這位唐代頗有書名的官僚生平宦跡、學術才藝、家族情況，補充了兩《唐書》相關記載的缺失。通過書跡比對，近年洛陽出土的《蕭墓志》《崔尚墓志》也是蕭諒的書法作品。結合傳世文獻以及洛陽出土蕭諒家族成員的墓志，對于研究蘭陵蕭氏齊梁房具有重要意義，也勾勒出南朝世家大族在唐代的發展軌跡。法國19世紀的藝術十分多樣，從19世紀下半葉起尤其流派紛呈。然而，有一股恒定的潮流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反而成為法國藝術的一大特征，那就是學院體制下的專業創作。從新古典主義到被稱為"消防隊員"繪畫的潮流，法國始終遵循古典時期定下的學院在教學、深造、創作和收藏方面的原則，造就了一大批法國學院派藝術家，尤其在歷史畫、肖像畫方面獲得很高成就。雕塑領域以呂德和卡爾波為代表，同樣成果斐然。本文通過對法國學院體制的縱向和橫向的分析性介紹，從法蘭西美術院、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羅馬獎、羅馬法國學院、沙龍展、畫室、盧浮宮等機構性層面，探索這一學院派潮流得以歷百年而不衰的原因，并分析學院派在2世紀下半葉的學術界、博物館界能夠得到重新認識和評價的原因。倒契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真實地反映了我國清朝時期蒙古地區的土地制度和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是研究清代蒙地移民、永佃制、文化變遷等方面的重要實物資料。洛陽民俗博物館藏倒契特點是買主除出錢買地之外，還需每年繳納糧租，也就是說賣主出賣的并非土地所有權，而是其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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