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至秦代的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中有"縣名+守"的記載。本文認為，這些"守"應是守官之意，指縣的負責人。本文從秦漢陵墓的考古資料與研究成果出發，討論陵寢制度與象征研究中的思路與方法問題。秦漢陵寢制度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陵寢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狹義的陵寢制度指陵側出寢的建筑制度，多年來兩方面都進行了深入討論；秦漢陵墓實行獨立陵園制度，對于陵園的象征有若都邑說、若宮城說；近年在此思路基礎上，出現了將地下陪葬坑與秦漢職官架構比擬的新思路，這種思考還需要從理論與考古實踐上進一步完善。
金華華豫之門聯系預約電（古董鑒寶聯系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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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是古代兵制中發兵的信物，分左右兩半，合符為驗。虎符發兵制度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至漢代已日趨完善。此文對漢代虎符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從資料內容、器物特點、相關制度幾個方面進行了初步梳理考證，是一篇關于漢代虎符的綜合性研究文章。洛陽唐宮路CIM556戰國墓出土一件有銘玉戈，其銘文有"畢公左徒"與"畢公左御"兩種不同的釋讀，也因此產生了對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測。本文通過對"徒"和"御"的古字與玉戈銘文進行比較，認為此戈之銘文當為"畢公左御"。從墓葬規制及出土情況來看，此墓為士一級的墓主，當是王族成員為畢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資料及傳世文獻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動的記載，畢氏家族也有可能延續到了春秋乃至戰國時期。其時東周王畿內并無畢地，故畢公為其他貴族改封畢地的可能亦可排除，此畢公應是西周開國重臣畢公高的后裔。據其御者仍有士一級規模的墓葬可知，畢氏家族在戰國時期并未絕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


邙洛墓志結合考古發掘及文獻記載，洛邑成周遺址應在洛陽老城至瀍河兩岸，只是城圈尚未找到。今孟津官莊村東小冢出土北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確定小冢東南毗鄰的大冢，即孝文帝長陵。隋唐墓志所謂的"故倉"，實指隋唐東都城外北側回洛倉。古代青銅器收藏一直是國家博物館征集工作的重點，近年來國博新入藏的青銅器不乏精品，頗具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本文擷取其中六件，作初步探討：西周早期士尊鑄有銘文8字，器主士屬于源于地的竹族，世代為作冊史官，尊銘為研究商周復合族氏提供了相關資料；西周早期桓父己尊，腹部饕餮紋與鳥紋的組合紋飾值得關注，其主題似源于"神可使鳥"的風俗，而后在戰國時期器物上也有所體現及演變；西周早期麤塵甗鑄有銘文6字，銘中的""字可作為"甗"字的新證；西周晚期叔帶父簋鑄有銘文14字，其所飾變形重環紋獨特鮮見；杞伯雙聯鬲鑄有銘文2字，為春秋早期杞國國君嫁女的媵器，作為聯體器，亦不多見，具有明確的性別指向；王子臣俎是迄今發現的一件帶銘的青銅俎，彌足珍貴，可能是春秋晚期楚國王族某位公子的遺物。37年抗戰爆發后，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下，廣大文藝工作者摒除不同政見、不同流派，結成文藝抗日統一戰線。在文藝為抗戰服務的旗幟下，文藝大眾化成為文藝界的共識，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藝大眾化探索形成轟轟烈烈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國"文化備戰"、"精神國防"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提出的文藝為抗戰服務、文藝為工農大眾服務和提倡文藝民族形式，大大推動了文藝大眾化的發展，為鼓舞民眾堅持抗戰，激發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和信心，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救亡中的抗戰文藝，把文藝大眾化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頂點，同時也激起廣大人民群眾創作民間文藝的熱情，形成前所未有的大眾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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